西洋史研究通訊-----

歷史:理論與文化


發刊辭

荷蘭歷史學家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 說道:對於歷史而言,問題永遠是:往何處去?過去二十年來,台灣西洋史學界偶有西洋史研究危機的呼聲。但這些零星的呼聲卻如入池的小石,激不起太大的波瀾。對於年輕的西洋史初學者而言,心中所懸念地是:下一步往何處去?在如此疑惑不安的情緒中,我們認為台灣的西洋史研究正處於一個深刻的危機狀態。危機,標識了一個過渡的階段;吾人將從中恢復過來,抑或是僵死過去,端視於我們如何去回應此一危機!

論者每謂台灣西洋史研究的危機在於基礎研究的欠缺。黃俊傑與邢義田先生早先在有關於研究西洋史應站在西洋史世界史立場的論辯時(一九八一),兩人皆同意基本研究的欠缺確是西洋史研究的重大難題;近來,楊肅獻先生回顧台灣的西洋史研究狀況時,此一現象仍未有多大地改變(一九九七)。

我們想指出:西洋史研究的危機不在於基礎研究的欠缺;而在於對此一危機性質的誤解!同時,這當中也關涉了對歷史學性質的不同見解。

無可諱言,基礎研究的欠缺確實是台灣西洋史學界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史料的欠缺與文化的隔閡都加深了研究工作的困難,但是,這卻不應該是構成西洋史研究停滯不前的藉口。可以預見地,台灣的西洋史研究所面臨的限制與窘境不會有太大的改善。果若如此,則西洋史研究者豈不皆坐以待斃!

這誠然是一個消極的態度;我們可以更積極的態度來面對。這當中牽涉了我們對歷史學性質的一種新的理解。近年來人文科學界中的語言學轉向 (the linguistic turn) ,打破了人們對語言再現實在的透明性的信賴。語言並非一全然透明之物,單純地反映所接受的感覺與料;歷史的認知並非史家被動的接受、蒐集事實,它同時是史家心靈力量的展現。因此,在歷史研究中,事實的歸屬與綜合是同時進行地。

我們再次地強調:西洋史研究的基礎工作是必須的;但這並非西洋史研究開展的充要條件。西洋史研究工作的進行並非等待基礎研究完成後才能起步。所謂唯有待基礎研究工作完成後,我們才能對西洋史或世界史有屬於我們自己的理解的說法,這是十九世紀西方實證史學的說辭。實證史學假定只有當所有的證據都蒐集完成,才能作進一步的綜合工作。西洋史研究者對基礎研究不振的現象感到憂慮,從而猶豫不前,這樣的學風是受到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先生所謂史學即史料學的影響。令人惋惜地是,台灣的西洋史研究者並未以其對西方史學發展的了解,對此有所匡正,反受其遺毒所害,延擱了西洋史研究工作的進展。

因此,西洋史研究的危機與其說是基礎研究的欠缺,不如說是大部分的研究者誤解了此一危機的性質。換言之,危機的本身即是西洋史研究者以為危機存在於基礎研究的闕如。

但在此之下,尚隱藏了更深刻的危機,即歷史研究與現時的脫離。史學無法切合現代人的認知需求。相較於西方學術歷史化 (always historicise!) 的呼聲,台灣的歷史研究仍囿於它學科的門牆之內。它既缺乏對歷史學科本身的反省,亦即對歷史學在快速變動的社會中,它自身性質的轉變;同時也缺乏對現實的反省,亦即歷史學如何去回應現代社會的需求。

台灣歷史學界對於歷史理論向來缺乏深刻的反省。多數的學者以為對理論的偏好是望空為高,對實際研究缺乏正面的功能與效用。黃進興先生晚近的告白正是此種心態的反應(一九九二)。對黃進興而言,理論與方法論是屬於第二序 (second-order) 的語言,終究無法取代第一序 (first-order) 的實質研究。歷經早年對理論的酷愛,黃進興回歸到經典與史料本身。這種反理論的心態不僅使台灣史學界對歷史理論欠缺反省;同時,也無力肆應當今的後現代情境。

在歷經幾番躊蹴猶豫底自我懷疑與認同危機後,一群西洋史的初學者共同創造了一個台灣西洋史研究的園地。他們希望透過行動與理論的反省,回應西洋史研究所面臨的窘況,同時催生西洋史研究的蓬勃發展。

行動之首要,在於創造出一個公開從事學術討論的場域。我們認為,一個公開研究討論與知識交流的園地,是現代學術合法性的一個必要條件,其意義與宗教活動中的儀式並無二致。自去秋(一九九七)伊始,我們在輔仁大學歷史學研究所以歷史學與後現代歷史與文化等為題舉辦了一系列的討論會。希冀透過密集、多樣的小型討論會,提供一個西洋史研究的交流園地。

進一步,我們將出版一份屬於同仁刊物性質的研究通訊,將諸次討論會的內容化為文字,結集出刊;並提供近來西洋史研究的新動態。以此做為連繫、凝聚西洋史研究的同好,並供各方批評、指教的場所。此份通訊─《歷史:理論與文化》─即是彙聚多次討論會的成果。

展望未來,我們希望能建立一份屬於台灣西洋史研究者的專業期刊。

我們要再次地強調學術刊物所具有的公開討論與競技場之功能,是學術合法化與不斷進步的確證,也是本刊《歷史:理論與文化》所欲申張的宗旨。

在此,我們試擬幾個台灣西洋史學研究方向之芻議。如刊物的標題《歷史:理論與文化》所示,我們認為台灣的西洋史研究可以朝以下方向進行:歷史理論、史學史與文化史。這同時也表明了我們的立場,我們希望透過所揭櫫的西洋史研究綱領引導台灣歷史研究的走向。換言之,它所欲達成的不僅是台灣西洋史研究水準的提昇;同時,我們也希望西洋史工作者能對台灣的中國或本土歷史的研究有所獻替。藉著西方學術的引介,達成更新學術內容的目的。台灣的西洋史研究者所扮演的即是此種文化媒介的角色,這也是西洋史工作者的自我繪像、自我認同。

首先,我們強調歷史理論的重要性。史學總是不斷地反省著現時、反省著自身。台灣史學界對於當今所謂的後現代情境欠缺了解。今日,在西方所謂的後結構主義 (post-structuralism) 、解構 (deconstruction) 、修辭轉向 (rhetoric turn) 與視覺化理論 (visual theory) 對歷史學性質的反省起了重大的影響。在這一方面海登•懷特 (Hayden White) 、安克斯密 (F. R. Ankersmit) 、梅驥 (Allan Megill) 、史帝芬•班恩 (Stephen Bann) 等人的著作頗值得借鏡。

其次,是著重史學史的研究。在此,所謂的史學史不僅指涉對史家、史著、史學思想、觀念的研究;它同時意指對重要的歷史問題的歷史的研究,也就是所謂的學術史的研究。前者現有的成果已頗有可觀;後者則仍有待努力。

在新近重出於世的手稿中,柯靈烏 (R. G. Collingwood) 說道:對任何一個歷史問題的研究,首先須掌握的是這一個問題本身的歷史。透過史學史的認知,每一個專門的歷史專論或著作都與普遍史聯繫在一起。因此,西洋史研究中史料上的限制,或可以透過對每一個歷史問題的專門著作的掌握來解決。

我們的建議是:西洋史研究者應通力合作編輯相關的入門書與工具書,針對討論西洋史中的重大問題的相關著作作一番研究,彙編成冊,做為後學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例如,有關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十七世紀的普遍危機 (the general crisis of seventeenth-century) 、法國大革命 (the French Revolution) …等的各家解釋。

近年來,文化史研究的盛行反應了史家反省自身在群眾社會中的位置。俗民文化成了頗受重視的研究主題。這反應了史家反省他們與下層群眾的關係。史家成為弱勢者的代言人,起著揭露權力如何壓迫、壓抑弱勢者的批判底功能。史家們同時也注意到社會各階層所具有的自主性。

二十世紀西方史學的發展歷經了世紀初對傳統以政治史為導向的歷史研究的反動後,在六十年代開啟了社會史經濟史的研究熱潮。新史學 (new histories) 在擺脫了大人物傳記寫作的同時,芸芸大眾並未從中獲得解放,反而陷入了結構的牢籠。活生生的個體為抽象的數字、統計圖表所掩蓋。個體的自由意志被無形、非人化的牢籠所圍囿。

現今的史家則注意到了下層群眾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經驗。七十年代後出現的新文化史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日常生活史 (Alltagesgeschicht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代表了此一新的取向。這些新的研究取向注重歷史中具體、個別的個體經驗。階級 (class) 、性別 (gender) 、種族 (ethnicity) 成了歷史研究中重要的範疇;而婦女、少數民族及其他弱勢族群成了新興的研究主題。多元的觀點、聲音反映了後現代情境中多元化的現象,也符應多元文化 (multi-culture) 的趨向。

一九九七年秋,我們一群年輕的西洋史研究者從自我認同的危機出走,繪出台灣西洋史研究的新路徑。誠然,或許我們的思慮未臻周延、文字尚顯生澀,但因為年輕、因為滿懷的理想,我們衷心地期盼:所有的西洋史研究者能重拾自信與認同,扮好媒介者的角色,對台灣歷史研究的進展有所獻替,成為學術創新的源頭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