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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預備討論的問題，是載於《歷史和理論》 (History and Theory) 中，荷蘭歷史學者安克斯密 (F. R. Ankersmit) 的〈歷史學和後現代〉一文。他認為今天學術研究出現了「生產過剩」的現象，在歷史學亦是如此；此種現象放在當代對後現代主義的相關探討中，他認為對整個以往的歷史學思考造成了變化，產生了新型態的歷史意識，稱為後現代史學；而這個以往的歷史學思考，相對來說，稱為現代主義史學思考。正如歷史思考一般，歷史家習慣將歷史分期為古代和現代，以區分今與昔的不同；後現代的歷史學，被劃分為接著前一時期現代主義歷史學發展而來，是現代主義歷史學下一個時期，與現代主義歷史學不同，而形成獨特的型式。
此「生產過剩」的現象，安克斯密認為把它放在現代主義或傳統的歷史學觀念裡，暴露許多在歷史學觀念和性質的矛盾之處，所以有必要提出適應此現象的新思考與認知，以反應我們時代歷史研究的實況；而此後現代的歷史思考就是站在反思當代文化因應而生的，可視為是當下歷史學術對時代變化採取的一種途徑；此新思考與認知，安克斯密也認為可以為它提供許多借鏡，豐富歷史學的思考。此外，現代主義或傳統的歷史學觀念，也就是從啟蒙史學發展至今的現代史學觀念，其本身在自己的歷史發展中（歷史的歷史），也出現了它本身在知識論方面的困境，本世紀以來為學界共同認知的「歷史主義的危機」，即為此例。因此，後現代歷史學隱約接著現代史學的發展，提出新的歷史理論，重新對歷史研究（或說歷史寫作）的性質，提出新的見解。以下即要討論這一種有別於現代主義式的歷史思考，就是後現代主義的歷史思考。
首先，我們來看看生產過剩的現象，產生的直接影響。它影響的第一個觀念就是，歷史研究要形成綜合一致的歷史見解是不可能的。這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一個學術寫作現象，歷史學本科或其它學科，不斷在生產歷史作品，不停的重寫歷史，因此許多的歷史的主題，都有為數甚多的論文，並且相同主題的眾多論文，它們的歷史見解彼此不同處明顯於它們的相同處（如果相同處多，它們的研究也就沒有學術價值，甚至會被冠上抄襲之嫌），造成相同歷史主題的歷史研究，它們的歷史觀點是朝向分歧之路；這也是學術規範所要求的，一個好的歷史論文，它必須是有別於之前寫作，應該具有不同的原創性所產生的，不然只是將眾多的歷史解釋，編排在一起不算是歷史研究，清代章學誠稱之為「史纂」，現在只算是學術行情調查。
就上述，安可斯密在文中舉了一個例子，繼續他的探討。他認為今天研究霍布斯 (Thomas Hobbes) 政治哲學的環境和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以前只需要兩本關於霍布斯的評論： Watkins 和 Warrender ，就可引領研究者去詮釋霍布斯，今天如果要去研究霍布斯則需要二十本以上的相關研究，並且我們不得不閱讀他們，否則就缺乏學術行情。此種現象造成，歷史研究本身要求我們不是在真正的研究過去，而是過去的詮釋本身；以前的歷史研究認為，我們透過記載過去的文獻重建過去，現在似乎又多加了一道間隔物，就是過去的詮釋本身，而不是過去本身。
這反應在今天歷史寫作的性質改變，造成原典證據失去它研究的權威性及原典與二手詮釋區分變的模糊。現今的歷史研究學術規範，認為歷史研究必須以第一手材料為依歸，但是試想如果完全只閱讀原典，我們無法進入眾多二手詮釋對原典詮釋的課題，不知學圈的討論重心為何，使我們對原典的詮釋不能被學圈相同主題的研究者熟知，甚至被同業取笑，我們的研究沒有學術價值，因此必須反過來以二手詮釋為重心，而不再去注意原典的重要性（原典的重要性只在於由二手詮釋關注或提問來強化），使原典不再是高於二手詮釋作為詮釋的判準。另一方面，眾多的二手詮釋觀點，我們必須花去一大部份的時間理解它們，理解之後，這些些觀點影響我們閱讀原典的理解，以致於我們不能純粹理解原典，使我們的研究無法區分何者是原典的真象部份，何者是二手詮釋所產生的理解。最後，我們會發覺這些二手詮釋，就是我們理解過去真象的妨礙物，但是又不能放棄它們。
那們是否我們能改變這種研究境況，讓我們能單純的研究過去，形成綜合一致的歷史觀點呢？現實上，歷史研究的發展不斷的否定我們。今日的研究趨勢，不斷的要求新視野新的模式詮釋過去，並且是百家爭鳴的狀態。姑且不論各學科研究過去或歷史學科同業的區別，就以法國的年鑑學派為例，從學派成立至今，他們就是在不斷的改變他們的研究模式，尋求新的視野，給歷史研究更新穿著的衣服，從布洛赫 (Marc Bloch) 和費弗爾 (Lucien Febvre) 的經濟與社會到布勞岱 (Fernand Braudel) 的宏觀文化史，至今拉度瓦 (E. Le Roy Ladurie) 、杜比 (George Duby) 及夏堤爾 (Roger Chartier) 的微觀文化史。這使得以往常我們相信歷史研究是不斷在發現過去的真實，糾正錯誤的觀點，綜合正確的事實，產生可靠的歷史知識，至今變的不可能；我們也不在處理過去歷史研究沒研究的部份過去，而是不斷的改變相同主題下，產生不同於過去歷史研究的觀點或現在他人觀點的詮釋。
「生產過剩」的事實回應傳統歷史學或現代主義歷史觀點的意義，顯然是光怪陸離的；現在歷史研究表現出來的現實現象，對照以往以原典證據為出發，和相信透過史家之筆，利用科學的方法，從過去的文獻中，設身處地的理解過去，重建歷史真實，達到歷史知識的增長，顯得格格不入。這表現在對歷史證據的定位、認識方法上能客觀理解的想法、歷史研究是再現過去真實和歷史知識的求得是反應科學進步的理念，整個歷史學工作與意義的傳統觀念，都被思考歷史研究性質者質疑。於此，當代後現代主義的文化研究，為這種情況提供許多的思考點，對我們瞭解歷史學性質的變化，有很大的幫助。
首先，面對資訊化的時代，後現代主義認為資訊是流動的、移動的、擴延的、被交易的、被販售的或被組織的；其次，資訊不斷的流動的，當我們討論資訊的內容時，其反應常讓我們無法捉摸其指涉的事物，而只能接觸到資訊自身的事實，使資訊呈現真實，只停留在資訊本身，不再是綁縛在資訊背後事物的真實，也就是資訊傳達的訊息不再指涉資訊之外的事物，而自成一脈絡；而且資訊的流動法則是資訊不斷繁多，資訊的系譜從不被終止，較後的資訊總是評估較前資訊，持續的產生。放在歷史寫作的歷史中，我們會發現偉大的歷史著作，諸如托克維爾 (Tocqueville) 、馬克思 (Karl Marx) 、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韋伯 (Max Weber) 、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 或布勞岱等等，他們寫作的歷史主題以至於形成的歷史觀點，是較有力量和權威的詮釋，帶動更多這方面歷史研究的出版和繁衍出各式各樣的觀點。相對於現代主義的歷史學觀點認為，有意義的資訊可終止該部份的歷史寫作，這來於他們強調科學的研究形式，追求研究對象的科學確定性，以形成知識，剛好事與願違。以現代主義者追求科學確定性的目標，無法解釋這些較有力量和權威的詮釋，為什麼反而成為是歷史研究裡大家討論的事實。也就是說，偉大歷史著作自身發展的歷史，一直無法確定歷史真實何在，反而成為後續研究者可討論的事實，對現代主義者的觀點而言，他們無法解釋這些可討論的的事實，如何是歷史知識和科學進步的基礎。在一個歷史主題中，二手詮釋觀點主導我們對歷史寫作的思路，甚至成為過去真實的部份，模糊化歷史主題中真正的過去，而變成歷史主題詮釋的歷史；過去真正的事實，永遠無法呈現出來，一直伴隨著歷史主題詮釋的系譜流動的，使我們無法掌握。因此，強調科學的研究形式，來認識歷史研究的對象，建立歷史知識的範疇，隱含歷史思考的弔詭。
現代主義者的觀點，企圖以科學思考為出發點，他們認為歷史貴在求真（實證式的），我們如果將這些「真」（文獻記載的陳述）找出來歸納在一起，那麼我們就可形成大家認可的歷史，以後這段大家認可的歷史就可形成定論。但是現實的歷史研究，靠訴我們歷史的「真」不斷的被重新歸納重寫，將相同歷史主主題的寫作並列，我們會發現何以大家的「真」或歸納綜合的「真」，都不盡相同，以致於我們會該相信誰的「真」。按照歷史研究科學的思考，由於文明不斷的進步，更新的科學方法和文獻不斷的出現，使我們更能研究出歷史之真實為何，也就是現在的研究會比過去的研究更接近歷史之真，相同的未來會比現在更接近歷史之真，因此我們應該相信時代愈後的研究成果。但是這般的思考，對我們來講，似乎歷史寫作的「真」當被往後的「真」取代，而為真正的「真」，如此的結果那麼我們所知到現在的歷史之「真」，在未來看來則永遠肯定是「假」不會是真正的「真」，構成一個循環性的吊詭。
另一方面，科學思考確保研究對象的認識基礎，也是科學的思考最重要的規範之一，就是因果解釋。在因果的原則中，原因是起源而結果是第二給予的。因果法則確立後，歷史的對象可以依此為研究者所掌握。但在歷史研究中，事實上，因果關係通常被倒轉過來，結果往往優先於原因被給予，原因才是第二給予的，致使結果是原因的原因，結果應該是被當做起源被處理，如此則研究事物的秩序和真實，無法遵尋因果順序自身的原則，暴露研究法則與實際操作的背道而馳，也顯示出因果組織是給定的人造物。因此我們可說科學思考是被建立的，強調科學的理性思考，所導衍出的因果順序法則，是不證自明的，是一種錯誤的概念，由此產生對事物的洞識，所認可的真實往往被不真實所沾污。
對事物的洞識，其真實性往往被不真實所沾污，我們可以從邏輯和本體論兩方面來瞭解，並由此產生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寫作性質的觀念。在邏輯方面，對現代主義者而言，其科學確定性使研究者正確判斷其使用的陳述句可以指涉真實與否，但是陳述句表述事物時，卻通常會出現陳述指涉上說謊者的弔詭。例如：克里特人說：「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說謊者。」我們將此句放在陳述句的陳述上，就是「這個陳述是不真實的陳述」，而這個陳述是一個關於自身的陳述。其中弔詭發生之處，在於陳述句無法陳述或判斷自身是否是真或假。因此，科學的確定性並不能保證我們使用陳述句來表達事物的真與假。而在多個陳述句的綜合，亦無法保證可以呈現所指事物的真實與否（傳統的實在論觀點，認為個別陳述的事實總合等於整體的實在）。於此後現代主義者的解決之道，就是擺脫現代主義者的思考路俓，認為陳述本身並不能辨識其所指的事物的真假，但是如果我們還要能認知陳述，就必須將陳述放在其構成的自身脈絡中來理解，也就是陳述的主題，並且陳述的特徵是反應主題的屬性（傳統的觀念論觀點，認為個別陳述是其整體的屬性），不是命題的部份。而在對過去的歷史詮釋（由陳述的子集建立的主題），就必須對比其它的詮釋，才能被辨識；歷史詮釋只有在它們不是什麼的基礎上，才知道它們是什麼。也因此單個歷史詮釋及其產生的歷史洞識，其內涵上都有一個弔詭的性質（因為單個歷史詮釋一點也不能讓我們知道任何現象的詮釋）。
在本體論方面，前述現代主義者確保研究對象的認識基礎，也是科學的思考最重要的規範之一，就是因果解釋，它經由語言的媒介能提供呈現外在事物的真實能力。在後現代主義的看法，因果解釋是被預設的，其使用的語言並不是透明的媒介物，語言和實在是無法區分的，科學的語言不是「自然的鏡子」，而是一如實在商品目錄的一部份是科學研究中實在的對象。語言被使用於科學中同樣是一件事物，在實在中的事物需要一個擬似語言的性質，反之亦是。也就是事物的實在經由語言呈現出來，呈現的無法是事物本身，還加上語言本身，使我們知覺到的是語言和實在混合一起的東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馬克思說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衝突，彷彿他討論的是關於實在的陳述代替實在的外貌。相同的，歷史家想要看見相同的獨特性，寫實化歷史語言當作是歷史現象的特徵。因此，歷史家（馬克思是一例子）潛藏的反抗語言和實在的二分法，懷有此種後現代主義對語言與實在關係與性質的思考。
既然語言與實在之間的二分法是沒有必要，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寫作的思考走向美學主義，認為小說家和歷史家的語言都給我們一個實在的幻覺，既是虛構的也是真實的，一如藝術家的工作，並不是單純對實在的再現。藝術的語言不是實在一個模仿的再生產，而是它的取代或替換。語言和藝術不是反對實在，而是將實在本身當做一個擬真實和因此在真實之中。
這種美學主義給歷史寫作性質它需要的洞識，就是風格化的尺度。現代主義者的觀點，認為歷史寫作最重要的部份是內容，風格是不相關的。在後現代主義的看法，當歷史家研究相同主題的各方面，結果它們不同在於內容，可能會被當做是研究主題風格或形式的不同。例如關於文藝復興的戰爭和文藝復興的藝術，是寫作文藝復興的不同方式，其風格暗含著是由內容來決定。但是鑑於歷史觀點的不可比較性，風格常優先於內容被用來區分研究主題寫作性質的不同。假若我們要保證有關的歷史討論，其有意義的進步，就必須注意風格而不是內容，是歷史討論中的爭論點。
此外，重風格而輕內容的作法，是來自於對歷史寫作「意向性脈絡」的強調，認為寫作中的陳述，不可被其它的陳述取代，甚至是相等於該陳述的其它陳述，就是同義語的替代。因為在一個意向性脈絡中的陳述，其精確的形式被假定是為了陳述實在（寫作本身）的必要條件。後現代主義的觀點，認為「文本之外無物」，歷史寫作或文學文本經由語言無法保證其呈現外在事物真實的能力，而是朝向作品自我的真實，文本所選的字詞，規定了寫作的觀點與語言之間的關係，其形式決定寫作性質的獨特性。
由此我們可說歷史寫作的性質是接近於藝術工作，而與科學研究的特徵有差異的。科學語言是透明的，呈現實在的媒介，假如它妨礙實在的視域，它將要必須被再精煉，因此歷史寫作的歷史表明，歷史寫作是現在不斷的超越過去，未來必定也不斷的優越於現在與過去。但是前述實際歷史寫作的歷史，一些偉大的歷史作品，它們較有力量和權威的詮釋，反而是後來著作可討論的地方，產生更多的出版品。歷史研究者關注偉大的歷史作品的詮釋觀點，不在於他們作品他們已經呈現某時期歷史真實，因為如此則此時期歷史可被終結，而在他們歷史作品的詮釋觀點，表現出他們作品自身的意向性脈絡，呈現其寫作性質的獨特風格，具有不可替換的意義。如果以科學語言的屬性來說，他們的詮釋觀點應該早被拋棄，而事實剛好相反，研究者通常對比於他們的詮釋觀點（這就是何以現在的歷史寫作中，充滿了二手詮釋的觀點），朝向更多不同的歷史詮釋觀點。
如果我們同意以上的說法，就可以知道歷史證據的使用，在現代主義者和後現代主義者的差別。現代主義者，以科學的視野看待證據，本質上是某些過去發生的證據，過去歷史的真實隱藏在這些資料之後；而後現代主義者認為，證據不是指向過去而是其他的過去詮釋。其中的差別我們舉個比喻：現代主義者認為，證據是一片瓦，由歷史研究者拾起以看見它的下方；相對於後現代主義者，證據是歷史研究者踏在上方的一片瓦，為了移動到另外的一片瓦。證據從現代主義者到後現代主義者的觀點，是水平性取代了垂直性。
後現代主義對證據的見解，反應了現今歷史研究真正發生的狀況，證據不是一個我們能研究過去的誇大玻璃，而是產生相像於畫家使用刷子的手法去達到一個確定的效果；證據不是將我們送回到過去，而是升起歷史研究者在這裡和現在能做的或不能做的問題。證據組成歷史寫作，引起研究者去組織歷史的證據，是研究者最感性趣的證據。證據被發現的是，不是被說出的地方，在以往的代沒有從證據說出的部份。也就是一個時代的大部份特徵，是不被其時代本身知道，而是由較後時代發現說出。前一時代的歷史，往往是由較後時代來決定，對照於前一時期不是被說的或悄悄地說的、或被表達在微不足道的細節裡（現今的歷史研究中，新興主題的歷史研究都是如此信念）。而證據本身不是被說的事實是較後時代歷史研究者生活和寫作的心理狀態反應，經由對抗證據記錄者的時代心理狀態，決定證據所指時代的要點和意義，此時代的要點和意義是朝向歷史研究者所處時代讀者的呼喚，產生了對前時代（過去）的歷史寫作。因此，過去時代的歷史只顯示在證據記載此時代的過去與較後時代心理狀態之間的不同處。
在此，後現代主義對證據性質的思考，拉近歷史學和心理分析之間的關係。心理分析教導我們去瞭解什麼是精神病患說的，嘗試在精神病患言說的表面之上投影出一個模型，但不引導我們的注意一些數量元素的因果，可以在精神病患心智中彙整出人體模型，也不表明精神病患的心智有什麼是本質於精神分析詮釋的內容，亦即不去蒐尋在精神病患背後隱藏什麼真正的事實。在歷史學，同樣的我們應該去注意什麼不是被說的和什麼是被壓抑的，正如我們是什麼我們不是的，不想要是的，或在一個過去的確定意義上，什麼是它不是的。也就是後現代主義者對於人或歷史性質的認知，不是要將之當作一個實體，求得過去的真實何在，以發現人或歷史的本質是什麼，以用來思考所有其它人和歷史，而是當作一個美術拚圖，發現一些次要的和似乎是不相關的細節的個別特徵。
在傳統的歷史學中，常隱含了一些對人或歷史本質性的論述，經由後現代主義的思考途徑，是想解除這些隱含在歷史寫作後設的本質性論述。這些論述，由奧古斯丁 (Augustine) 神學的歷史觀念，和在科學進步中，盲目的信仰進步的觀念，而產生奧古斯丁神學的歷史觀念的世俗化變體，組成的後設敘述。在過往的歷史研究者，總是以此論述握有過去和將之當作理解每一件事的基礎。以一個比喻來說，歷史學的歷史是一個樹，在西方歷史寫作內的本質性的傳統就是這顆樹的樹幹，近代的現代主義者的科學式歷史寫作就是這顆樹的樹枝，由此建構西方歷史的統一。而在後現代主義的歷史寫作，選擇的是這顆樹的樹葉，拒絕進入這顆樹的樹幹或樹枝，再度重新建構此中的本質主義性質。亦即後現代主義者不再去整合、綜合或總體化本質中心的歷史，而是反本質主義，追尋本質中心的歷史殘餘物。其來由是當秋天的風一來掃落這些樹葉，這些樹葉就遠離了樹幹和樹枝，就不再與傳統的本質主義有連繫。
從今日非西方世界的興起，逐漸瓦解西方傳統的歷史論述，西方歷史的這顆樹，只不過是一片森林的一顆樹，使過往文化種系發生史的主張被打破，就像是這秋天的風吹起，而掃落了樹上的樹葉。面對這種情勢，後現代主義者提出的作法，就是放掉西方本質主義的歷史脈絡，不再以後設敘述來連接歷史根源與脈絡，和傳統的寫作範型籓籬，使寫作既不是文學產品，或思想史，或精神哲學，或認識論，或社會預言等，而是蒐集這些掉落的樹葉混合出一些新式樣的寫作。
此種新式樣的寫作，使每一件事在顯著的（歷史寫作）共同關係中，變成是當代的，也使每一件事也變成了歷史。也使歷史是相像於現在，現在的意義有採用過去的特質中；不去塑造我們根據或一致於過去（構造一個後設敘述），而是學習去扮演我們關於歷史的文化遊戲。也就是說，所有的歷史文本都是當代的，過去的詮釋是現在的思考與理解，思考關於過去的概念能在當代文化被讀者認識。
因此，歷史寫作的重要性不在於我們能否重構過去，而是其意義的部份。這讓我們可以解釋為什麼一些偉大的歷史寫作，他們歷史觀點引起許多的批評，但是對歷史的詮釋仍然不失它的魅力，就是他們的歷史寫作中的詮釋概念，具有當代性質。這之中較有力量的，能使歷史寫作產生決定性價值的，並不是在於呈現真正過去的真實能力，而是其採用的歷史概念在隱喻性質上能力。因為我們是無法以純粹的過去事實（過去只發生一次），來批評他們提出的歷史概念，到底錯誤何在，以致於進ㄧ步建構過去，只能對照於其它相同主題的研究，找出此偉大的歷史寫作起作用性質為何，也就是歷史寫作字面上和事實之外的部份。這使著歷史寫作焦點也不再是過去本身，而是在現在與過去的不相稱處之間，及在我們現在地使用語言談論關於過去和過去本身之間，找出這個屬於當代心理狀態下反應出的隱喻性質，而可以理解其歷史寫作的意義。
最後，我們總結歷史學與後現代的關係。依附著對當代文化討論而來的洞識，如解構主義，及對歷史寫作的現象分析，荷蘭歷史學者安克斯密的〈歷史學和後現代〉一文，以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術語之分，闡釋傳統（實證史學）歷史寫作性質面對當代歷史寫作現象的矛盾，以及本身對歷史真實思考的弔詭，無法走出其製造的困境。而以後現代主義的思維，提出歷史寫作性質的新見解。期望能解釋當代歷史寫作現象，肯定歷史寫作在美學主義性質上的意義，提供新方向的思考，並且能打破壟斷的科學歷史寫作迷思，使歷史寫作能有更豐富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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