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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史學／後現代：多元基進的辯証

引言人：徐文路
撰　稿：徐文路
時　間： 98.01.12

每當人類遇到前所未曾經驗過的新事物之際，雖然他不能完全理解，更看不出其中的所以然來，卻往往搜索枯腸，想要為這未知的現象找出一個名目。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從 1997 年回溯，史學專業化的發展至今已將近兩個世紀。對於西方而言，近兩百年來，史學本身的發展高低起伏，時盛時衰。不但史學內部對自身學科的反省不斷，外面各種學科也對史學形成挑戰。然而在諸多牽動史學本身變化（研究取向和主題的轉變、對史學原理提出修正或質疑的看法等等）的因素裏，有一個很重要的動力，來自於外在政治社會的變動。馬克思主義便是其中之一。

馬克思主義從 1840 年代馬克思著文立說開始算起，和史學專業化發展的時間相差不多，也有一百五、六十年。它是一種學術思想，同時也是一股政治社會變革的力量。馬克思主義對史學的影響，不但是在史學研究的內部，同時也在人們所處的社會歷史本身。哈布斯邦在 1968 年寫了一篇名為〈馬克思對史學的貢獻〉的文章¹ ，可以做為我們討論的基礎。

哈布斯邦評價自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以來的專業化史學發展，可說是褒貶參半。一方面他讚許專業化史學帶動了科學的研究方法，讓史學研究的水準提升；另一方面他認為這一波史學研究的潮流有三個缺點：一、這些學者認為自己的立場是客觀中立的；二、研究主題侷限在政治史、軍事史和外交史，其他的主題幾乎不聞不問，甚至認為那些不是歷史（歷史是用來研究「重大事件」的—蘭克語）；三、這些學者一頭栽進檔案史料裏，再也不具備博學者的氣質² 。由於這些問題，引起了另一波高舉反蘭克大旗的史學浪潮，而這一波的浪潮在各國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甚大。影響主要來自馬克思主義式的政治社會活動及其所帶動的思想浪潮，即哈布斯邦所說的 " 庸俗式的馬克思主義" (vulgar-Marxism)³ 。他認為庸俗式的馬克思主義雖然在反蘭克運動上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但是由於「一切為政治目的服務」，不但僵化了馬克思的思想，把歷史唯物主義 (historical materialism)⁴ 簡化成某種機械論 (mechanism) ，而且也造成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研究只侷限在若干主題之上，比如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和農民被壓迫的歷史之類的主題。尤有甚者，在解釋歷史的時候，往往是粗糙僵化的（三十年戰爭之所以打了三十年而不是更快或更慢，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⁵ 。有鑑於此，他認為有必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思想中，對於今日史學研究有助益的地方說清楚。

首先，哈布斯邦認為，馬克思主義這些年的發展，儘管有上述的問題存在，卻促進了歷史這門學科的科學化。所謂科學化，並非像實証主義 (positivism) 那樣，認為人類社會的變化和發展可以等同於自然科學，而是求真的研究態度和方法。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常常被一些實証主義式的思考弄得不三不四，這種思考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看成是穩定的、恆常不變的社會型態。他認為像阿圖塞 (Louis Althusser) 、李維史托 (Claude Levi-Strauss) 之類的結構主義者的理論就具有這樣的危險性⁶ 。另外，由於庸俗式馬克思主義大行其道，而且它本身也沾染上實証主義的色彩，使得馬克思主義被世人誤解成「經濟決定論」。事實上要分辯馬克思主義和實証主義的差別很簡單。一、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確實存在著一種社會階級；二、社會內部有著各種各樣的矛盾 (contradiction) ，階級矛盾是很重要的矛盾，但只是其中之一；這兩點都是實証主義所忽略的。

其次，馬克思強調歷史性的分析。所謂歷史性的分析，套個現在流行的術語，是貫時性 (diachronic) 和共時性 (synchronic) 並行的分析方式，這是透過各種矛盾的發展和克服連結而成的。而實証主義很明顯只有共時性的思維⁷ 。

哈布斯邦的文章在批判實証主義（包含廣泛意義上的結構功能論）和機械論之後，以期許馬克思主義史家再接再勵做為結束。這是 1968 年的作品。而 1968 年對馬克思主義來說，是個又愛又恨的年代。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在 1956 年終於克服了史大林 (Joseph Stalin) 的陰影，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 (Nikita Khrushchev) 於蘇共二十大清算了史大林的個人崇拜，並對紅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整肅進行平反。但是就在同年，蘇聯的坦克車也壓碎了匈牙利的自發性革命。這兩件事都對戰後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⁸ 的發展造成了重大的影響。清算史大林的直接影響就是馬克思主義中人道傾向的復興，而鎮壓匈牙利革命卻使得社會主義的民主化幾乎變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後者整體的負面結果，這裏用一句話來代表，即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國家、政黨的公信力受損。最明顯的反彈則來自於西歐的左翼知識份子。以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家來說，哈布斯邦和湯普森 (E. P. Thompson) 恰是兩種代表性的做法。前者對共產黨及馬克思主義思想提出批評，但仍留在英國共產黨內；而後者甚至宣佈脫離共產黨，但還是堅持身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⁹ 。大體上，西歐知識份子對黨的信心的確產生危機，但是卻都還不到脫黨的地步，更不會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質疑，可是危機感並未隨著時間推移而緩解，反而漸漸蔓延。到了 1968 年，戲劇性的變化出現，學生運動的火苗繼 1848 年之後再次以全歐的範圍在各地延燒，而巴黎也「按照慣例」首當其衝領銜演出。可是，就在「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的情況下，法國共產黨的表現著實令學生錯愕，不但不支持學生運動，甚至指責像龔．本第 (Cohn-Bendit) 之流的學生為無政府主義者¹⁰ 。這還不算什麼，最讓學生失望的是法國共產黨後來竟然和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妥協，同意解散國會，重新改選，而不是成立左翼聯盟建立新政權（後一路線是共產黨和社會黨等左派政黨先前的聯合規劃，也是學生希望達成的）。一波波革命的希望一再被政治的現實當頭澆冷水，共產黨在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心中日益成為墮落的代名詞，消極的人走向了無政府主義，積極的人重組「非共左派」做為前進的基地。

這樣的情況不只在法國（最主要仍是法國），而是全歐性、全球性的。當馬克思主義的理念隨著知識份子對共產黨的失望而喪失魅力之後，思想上的真空則被一股「後」 (post-) 的風潮所填補：後馬克思主義 (Post-Marxism) 、後結構主義 (Post-structuralism) 、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 ……等等。唯一在這股「倒馬風潮」中挺立的剩下阿圖塞主義 (Althusserianism) 、美國分析學派的馬克思主義和極少數大家如哈布斯邦、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科萊蒂 (Lucien Colletti) 等人，以及托派的曼德爾 (Ernest Mandel) 、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等。

馬克思主義內部面對後現代的衝擊雖然也有正反兩方的意見，可是大體上都不會自詡為後現代主義者。不要說像哈伯瑪斯和哈布斯邦之類持批判態度者，就連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拉克勞 (Ernesto Laclau) 和穆芙 (Chantal Mouffe) 等一般被歸類為「後馬克思主義」的人，不但在他們的著作當中絕口不提「後現代」一詞，即使在使用所謂後現代概念的詞語時，幾乎都是以補充或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概念為依歸，或是強調後現代的一些主要概念係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以詹明信為例，他對於 60 年代以後這股「後」的風潮抱有如下的看法：

「太凱爾」 (Tel Quel) 小組的成員，例如巴特 (Roland Barthes) 、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 、里歐塔 (Jean Francois Lyotard) 等人在假定這個問題（指「表述」或「再現」 Representation ）存在的同時，又把他們自己的著作在馬克思主義詮譯學中增加了若干疑難問題；……但是上述所有人所寫的著作，都建立在一個更為基本的主導文本，即阿圖塞《解讀〈資本論〉》 (Lire 'le Capital') 的假定之上。¹¹

在這篇名為〈馬克思主義與歷史主義〉的文章裏，詹明信把諸多著名的所謂「後現代主義」的哲學家用「後結構主義者」的名號混用，把他們對歷史的看法統稱為「尼釆式反歷史主義的立場」¹² 。所謂「尼釆式反歷史主義」，詹明信所指的是尼釆對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的反動，一個是單線發展的歷史觀，一個是對黑格爾的辯証法的否定。在這裡，阿圖塞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有兩種，一個是這些人對馬克思思想的理解（一種新的詮釋），另一個則是他們對待人文理論的態度：理論生產既不是真實客體的表述，也不是關於真實客體的研究 -- 科學以批判在其之前的意識型態理論實踐中的意識型態「真實」來証明自己的科學真實¹³ 。這種看法雖然某種程度上使得阿圖塞跟上述其他人的文本主義 (textualism) 特徵掛在一起，可是這其中也凸顯詹明信的觀點，即阿圖塞與後現代主義者似乎過從「甚密」。

另外，拉克勞和穆芙在其著作中，雖然明指她們的分析主線是從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有關文化霸權 (hegemony) 的概念做變革為起點，但是她們之所以要馬在革命理論上有所變革，乃因在現實上和理論上受到多元因素的刺激¹⁴ 。現實上的刺激指的是以族群、生態和性別為主的新興社會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全球為範圍大量出現，而理論上則是阿圖塞對傳統馬克思主義中有關「矛盾」的觀點做進一步研究所發展出的「多元決定」 (overdetermination) 論點。簡單來說，阿圖塞認為，馬克思原有的二元辯証架構不足以解釋社會各部門、各種力量較勁競逐的多元實況，於是提出所謂的多元決定論，其實這和哈布斯邦強調的階級矛盾不是唯一的矛盾若合符節。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對後現代的探索，阿圖塞幾乎是必經的路徑。所以，阿圖塞對歷史的看法對本文的主題 -- 馬克思主義、後現代和史學的關係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阿圖塞的理論中，除了上述兩個部份對馬克思主義探索後現代有重大影響之外，主要還有兩個部份對史學有直接影響。首先就是前面提到哈布斯邦擔心的部份，即結構主義的思考方式會造成把社會視做穩定不變的社會結構，以及太過重視共時性分析。阿圖塞的理論的確有這樣的危險性在，雖然哈布斯邦對阿圖塞結構主義的印象顯然主要來自於派森思 (Talcott Parsons) 和李維史托而不是阿圖塞本人。阿圖塞在 1970 年代時曾坦率承認他在 1960 年代的若干主要著作中的確犯了一些錯誤，即在表達自己的想法時常常「不小心」玩弄起結構主義的用語¹⁵ ，但是他的理論重心絕對不是結構主義，不但在他自己的聲明中，或是若干深刻研究阿圖塞的理論的人都可以証明這點¹⁶ 。相反的，阿圖塞重視這兩個部份的結果是他對意識型國家機器 (Ideological state-apparatus) 精闢的分析，促進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研究。

其次，阿圖塞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在 1956 年以後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看來雖然孤獨，卻是必要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是解釋歷史，一方面是改變歷史。解釋歷史必須有科學求真的態度方能有合理的解釋，而不是像知識的虛無主義 (nihilism) 一般任意編造故事；而改變歷史更須要在歷史研究中指出由若干現象中展現的趨勢或規律，並具有相當程度上的普遍性才能說服大眾，科學則是獲得人們信任的有效保証。這也是哈布斯邦在面對機械論時不得不承認的部份¹⁷ 。但是阿圖塞提出「歷史是沒有主體的過程」 (history as a process without subjects) 這一看法，著實讓人們驚訝，而且似乎與之前的說法有直接的矛盾，其實不然，這必須回到阿圖塞對人道主義和觀念論歷史哲學的批判上才說得清楚，這不是本文重點。

可以這麼說，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研究和理解的雙重性，仍將是綿延不絕的思考方式，科學性是它對歷史這門學科在研究態度上的基本原則，雖然歷經後現代這波猛浪衝擊，卻沒有被打敗，不過也做了若干反思和修正 -- 畢竟後現代的社會分析仍是跳不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的概念，馬克思主義者永遠要注意的可能不是外力衝擊來自何方，而是何以禍起蕭牆。

後記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二日，承蒙輔大歷史研究所學生主辦的「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系列研討會之邀，筆者以「馬克思主義／史學／後現代：多元基進的辯証」提出本文以供師生共同討論。由於在研討會中不少同學的指正和問題，意見極為寶貴。因此，筆者謹以後記聊誌謝意，並做為討論之後的增補。

同學們的意見主要在於兩個部份，一是阿圖塞的思想在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之間的地位，是否如筆者所言這般重要；另外，則是馬克思主義在面對後現代主義的衝擊時如何自處，這個部份又分別從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以及如何處理後現代主義。以下，筆者謹就上述兩個問題，提出本人之看法。

第一個問題，就筆者目前的理解來看，阿圖塞的位置的確非常重要。首先，結構主義在 1960 年的大鳴大放，是法國本身理性論哲學與結構主義之間具有共容的基礎，這其中最重要的哲學家就是斯賓諾莎。他調節了笛卡爾心物二元論的不歸路，從一元論的角度出發，透過上帝為媒介，把形上思考的結構和事物的秩序之間聯結起來。而 1960 年代首先把斯賓諾莎拉回到現代的人，就是阿圖塞。而後現代主義在法國思想界的重要特徵，便是從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的轉換。

第二個問題，我在本文文末便已稍微提及，馬克思主義者基本上都不認為，後現代主義是有別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另一種社會型態。詹明信稱其為「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特性，是取自托派的政治經濟學家曼德爾的說法。但是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批判，在某些部份的確超越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社會概念，如事物的整體性的問題。一方面，反對現代性的看法，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馬庫色等人早已提出，只是當時他們把這些問題歸諸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所致，近似於韋伯「工具理性」的問題意識。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系譜，至今難以詳載，把排在最左邊的人名和最右邊的人名放在一起，可能會有人不相信他們同是馬家幫的人馬。所以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在今日的確很難做到。 1970 年代，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知識份子融合了列寧、羅莎．盧森堡等人的帝國主義論述，和戰後的民族解放的政治現實，分別提出了異曲同工的「依賴理論」和「不均衡發展」，企圖把資本主義世界中各種型態的社會發展，融合成一個有機分層的體系，但是未竟全功（在台灣，拜學術宗主國美國之賜，「依賴理論」還有幸得聞，在解嚴之後的若干年少量進口來台；「不均衡發展」對大多數人而言，可能連聽都沒聽過。因為非洲是歐洲的，拉丁美洲才是美國的？）。但是，只要資本主義的運作一日不墜，馬克思主義對其理論整體性的追求也不會停止，這應該是很明顯的。

參考書目

Hobsbawm, E. J.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Diogenes, no. 64 (Winter 1968): 37-56.
Habermas, Jürge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 Frederick G. Lawranc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1.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國立中興大學編，《國立中興大學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出版社， 1992 。
高宣揚，《沙特傳》，台北：蒲公英， 1989 。
張京媛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
Laclau, Ernesto & Mouffe, Chantal ，《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陳墇津譯，台北：遠流， 1994 。
Althusser, Louis ，《自我批評論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譯，台北：遠流， 1990 。
Collinicos, Alex ，《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杜章智譯，台北：遠流，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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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Steven & Douglas Kellner ，《後現代理論 -- 批判的質疑》，朱元鴻譯，台北：巨流， 1994 。

E. J. Hobsbawm,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Diogenes, no. 64 (Winter 19680): 37-56. (Back)
Ibid., pp. 37-39. (Back)
Ibid., p. 42. (Back)
這個名詞首先由恩格斯提出，用來統稱馬克思的歷史思想。詳見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收錄於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頁 740 。 (Back)
Ibid., p. 44. (Back)
Ibid., pp. 50-51. (Back)
Ibid., p. 46. (Back)
所謂 “ 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 實質上所含蓋的範圍，主要是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蘇聯和東歐集團及共產中國，同時也包括了世界各地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或是以馬克思思想為政策指導的各種名稱的政黨和團體。（有些是合法政黨，有些則否，甚至還有一些是遊擊隊）。 (Back)
有關 1956 年對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影響，詳見周樑楷，〈 1956 年對英國馬克思史家的衝擊〉，《國立中興大學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出版社， 1992) ，頁 235-261 。 (Back)
高宣揚，《沙特傳》 ( 台北：蒲公英， 1987) ，頁 231 。 (Back)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Historicism' ，張京媛譯，收錄於張京媛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 (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頁 17-51 ，節錄的文句出自第 17 頁。這篇文章是詹明信對「意識型態諸理論研究」的其中一部份。 (Back)
前揭書，頁 41 。 (Back)
前揭書，頁 43 。 (Back)
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 ，《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陳墇津譯 ( 台北：遠流， 1994) ，頁 5-7 。 (Back)
Louis Althusser ，《自我批評論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譯 ( 台北：遠流， 1990) ，頁 144 。 (Back)
Alex Collinicos ，《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杜章智譯 ( 台北：遠流， 1990) ，頁 7-8 。而中文學界中有一本可以說是最傑出的研究也是同樣看法，詳見彭贇，《阿圖塞思想新探》 ( 台北：唐山， 1993) ，頁 218 。 (Back)
Op cit, p. 42. (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