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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介紹與評論的著作，是由羅伯‧達頓 (Robert Darnton) 所撰述的《屠貓記及法國文化史上的若干插曲》（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以下簡稱《屠貓記》）。
《屠貓記》一書主要由六個章節所構成，每一章節皆根據達頓所選定的「文本」為基礎進行論述。筆者認為，本書雖然分別獨立為六個不同社群的對像與主題的論述。但是，其中仍隱約可見達頓企圖表達出一連貫的主旨與論點；作者對此一連貫之主旨與論點的敘述脈絡，表現在對每一章節所代表的處於不同社會階層之社群的世界觀的建構，並同時在若干章節進行法國與其他國家的比較，企圖凸顯與建構所謂的法國性 (Frenchness) 。此六個章節則分別為「農民說故事」、「工人叛變：貓之大屠殺」、「一個中產皆級的世界觀：城市作為一個文本」、「一個檢查官員的檔案分類：文學界的分析」、「哲士的知識系譜：百科全書派的認識論策略」、「盧梭與讀者的對話：浪漫感性的具體化」。
《屠貓記》一書之作者羅伯‧達頓（ Robert Danrton, 以下簡稱達氏），在導論的卷首即開宗明義的向讀者揭示了其著作的旨趣，他說：「本書在探究十八世紀法蘭西的思維方式。」1 他希望透過此書一系列主題之研究，從中獲知法國人如何思考？在思考什麼？又如何在心靈中建構他們所處的世界？2 筆者認為，達氏企圖從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出發，透過對法國社會之中下層文化 (low culture) 到菁英文化 (high culture or culture of elite) 的整體描寫與分析，具體呈現文化如何形塑了人們的思考方式，3 及法國知識分子與一般人民之間如何形成對若干問題的整體性，4 再進而描繪一幅關於十八世紀法國人之世界觀的圖像。
從本書整體行文的架構與主題來分析，作者的確排列出一個由「模糊不明確的世界觀」逐漸過渡到「較明確而清晰的世界觀」的光譜，具體呈現了「下層文化」到「菁英文化」的過渡性。此外，從在這道作者所描繪的光譜圖像當中，讀者可以從達氏所處理的主題與對像中，察覺其所呈現的若干意義。
首先，從社會結構與社群上的分布層次來看，其所處理的主題，包括了從一般的農民、城市工匠、地方資產階級、巴黎的政府官員、百科全書派的哲士及盧梭等各社群的世界觀。其次，從文化之整體性的角度看，作者企圖藉由文章脈絡的論述過程，呈現出「下層文化」與「菁英文化」在世界觀上的過渡與「連結」，同時在最末一章具體呈現出十八世紀末法國在思想上向浪漫主義的過渡。換言之，達氏不但要描繪個別社會群體的思想方式與世界觀，更想嘗試從中建立一個「法國人」的整體形像──「法國性」 (Frenchness) 。
其次，從文化史研究方法論的角度觀察，達氏企圖突破法國年鑑派心態史家從事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另外指出一條他認為的康莊大道──「稠密描述」 (Thick Description) 。實際上，從作者的文本進行觀察，不管在導論或結論部分，都明顯地反映出他對年鑑第三代史家所定義的「第三階層」 (The Third Level) 之「統計分析」 (statistical history) 與「計量化」 (quantification) 研究取向的批判與不滿，並明白地指出心態史無法為吾人提出一個清晰明確的結論。同時，在本書之論述過程中，也足以顯示作者在方法使用上的「稠密描述」之特色──強調文本之解讀應行動者原有的觀點 (from the actor's point of view, or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進行詮釋的分析角度；其次，主張由文本 (Text) 與歷史現實脈絡 (Context) 之間意義的連結，以構成整個文章論述的結構，並藉以從中建構所謂法國人的世界觀。因此，吾人可說，達頓在《屠貓記》一書中，明顯表現出他企圖建立一套異於「法國路徑」 (the French Trajectories)5 的文化史（心態史）的研究方法，而此一方法論則成為本書的特色之一。
然而，達氏是否有效的達到其所訂定之著作旨趣，將是本文將加以分析與討論之重點之一；其中問題的焦點在於，下層文化與菁英文化之間是否可能取得『溝通』之管道？或兩者之間是否可能獲得一「整體」的連結與形像？最後，達氏是否成功的透過法國人所體現的世界觀，建構出所謂的「法國性」？藉由上述若干問題之探討，或可對達氏及其著作達成一批判性之理解。
本文之論述，首先將以著作之內容與方法作為基點，概略介紹本文之主要內容要義，並觀察與討論作者在方法論上之特色，並分別放在「俗文化到菁英文化的過渡」與「稠密描述與符號系統的建構」兩個部分之中加以探討。其中，在「俗文化到菁英文化的過渡」的部分，筆者將歸納若干主題，以進行對達氏之著作的理解、思考與詮釋；分別包括了「倒轉的世界──精神勝利法」與「知識型與讀者群」兩個主題，筆者將把本書六個篇章區分成兩個部分，將前三章放在「倒轉的世界──精神勝利法」的主題之下討論，後三章則放在「知識型與讀者群」的主題下討論。最後，根據全文之分析與思考，探究達氏在本書中企圖建構「法國性」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屠貓記》前三章之主旨，主要是企圖透過文本的解讀與詮釋，分別去建構鄉村之農民、城市之工匠與地方之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與思想方式。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工匠與資產階級都似乎透過其心靈之想望或文化象徵意義的方式，去建構其理想的世界或在現實中並不存在的世界──倒轉的世界 ( the world turned upside-down ) 。因此，筆者將本章之前三章皆歸諸於「倒轉的世界：精神勝利法」此一綱目之下。
在第一章當中，達氏透過「小紅帽」等法國民俗故事之文本的敘述與詮釋，呈現了法國農民的生活經驗及其世界觀，並企圖進一步建構所謂的「法國性」。達氏認為，民俗故事不但具體展現了法國農民實際的生活狀況，同時也呈現出農民時常將其對願望、夢想的渴求與期望，「寄托」於故事情節的發展之中，以彌補其在現實生活之中的不足與困頓，並獲得其在「心態」上的平衡。6 其次，就法國的民俗故事所呈現的「法國性」而言，達氏企圖透過與他國家民俗故事的比較分析，歸結出若干法國民俗故事之特性，如機智、優默而詼諧的、較具世俗性與現實感、充滿了非道德的「欺騙主義」 (tricksterism)7 、較具人性面等特性，而此若干特性則具體的體現出法國人觀察世界的方式與獨特性。8 基於此，達氏肯定的指出「法國性」是存在的。9
本書的第二章，達氏以 1730 年代的巴黎印刷工匠鞏他特 (Nicolas Contat) 所撰述的「屠貓記」之文本為基礎，企圖透過印刷學徒、工匠的屠貓行為，說明其背後所隱涵「反抗工廠主及其妻子」的象徵意義。達氏認為，此屠貓行為呈現了法國舊體制時代的「工匠文化」 (artisanal culture) 與「仇視資產家」、「對勞資之間不平等的不滿」等心態。10 有趣的是，工人的反抗心態一直僅存在於「心靈」之中，或表現在工匠類似「嘉年華」之「象徵意義」的私生活娛樂與節慶活動之中，從未產生「實際」的反抗行為；工人表達其不滿情緒、思想的方式，僅僅局限在具有若干「象徵意義」的行為、動作、啞劇之中，所謂的反抗意識只是停留在「象徵」的層次罷了。11 此頗類似魯迅描寫中國人的「阿 Q 精神」，筆者姑且稱之為「精神勝利法」。
翻開第三章，場景再次有所轉變，這次來到了法國地方的行政與市場的中心城市，主角則由印刷工匠轉換成一個撰寫「旅行指南」、自視為資產階級的一個「無名氏」。達氏認為，「無名氏」在「旅行指南」中，企圖透過「遊行」隊伍的排列順序，讓觀光客獲得此一城市之真實概念，並呈現其世界觀的終極關懷。12 但是，達氏認為其真實的意圖，乃是要展現一個資產階級所構想的新的社會階層與秩序，13 宣示資產階級已成為「城市的新主人」。14 換言之，指南作者自認為資產階級已然形成一新的階級，並建立起自身的階級文化與生活方式，宣稱資產階級乃是社會的中堅成員與主人。
傅柯 (Michel Foucault) 在《事物的秩序》 (The Order of Things) 一書當中，以各時代對「知識」 (knowledge) 之意義與概念在認識論上的差異，將歐洲十六世紀到二十世紀分成三個不同知識型的時代，即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時代 (Renaissance) 、十七世紀中到十八世紀的「古典」時代 (Classical Age)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中的「現代」 (Modern Age) 。15 同時，不同時代的「知識型」，也呈現出不同的建構世界的方式與形態。16 循於此基本觀念，筆者認為達氏在進行對《屠貓記》後面三章之論述時，即企圖透過對「官員如何分類建檔」、「哲學家如何建立知識的系譜或秩序」、「盧梭與讀者群之互動」的詮釋，進而歸結出其所呈現的思考模式與世界觀的樣貌。
在第四章當中，達氏藉由一個出版檢查官員的分類檔案，建構一個對十八世紀政府官員之思考模式的理解。在文章之論述中，讀者可發現檢查官員 Joseph d'Hemery 在面對十八世紀的文學界的若干著作時，呈現出態度上之敵意與緊張；這一種表現在作家與官員之間的敵意與緊張關係，則體現出傳統舊勢力與新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差異。這一思想上的差異，更明顯的表現在十八世紀哲士知識論的建構上。
《屠貓記》第五章「哲士的知識系譜：百科全書派的知識論策略」之內容中，達氏即嘗試由培根 (Bacon) 、張伯 (Ephrain Chamber) 與百科全書派的狄德羅與達冷伯 (d'Alembert) 所建構的三個「知識的樹狀圖」 (The Tree of Knowledge) ，具體的呈現出十七、十八世紀思想家所呈現的「知識」之概念與變遷。知識樹狀圖的建構，象徵了思想家企圖將人類世界的知識，建構成一個具有連貫性、整體性、有機的體系與秩序。17 在培根的知識建構中，將人類知識分成個不同之範疇，即「人的學習」 (Human Learing)18 與「神的學習」 (Divine Learing) 。換言之，在培根的認知中，雖人之理性在知識的體系當中已成為一主要之部分；但是，同時神性的部分卻又獨自成一範疇，未將上帝割捨於知識體系之外。19 相反地，在狄德羅與達冷伯的知識體系中，對神性之研究的神學，卻分別下屬於人之「理性──哲學」、「想像──詩」、「記憶──歷史」的範疇之下；如此之建構，一方面凸顯「理性」的重要性，一方面則顯示了百科全書派企圖降低一切屬神知識之重要性，此也就是達氏所稱的「百科全書派認識論之策略」。
達氏在第六章中，企圖以一位「盧梭迷」的書目及其與書商的來往信件，進行「閱讀習慣的改變」與「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溝通」兩個主題之討論。就閱讀習慣的改變言，購買書籍種類較為廣泛，除了神學著作之外，還包括了小說、旅行遊記、教育學、兒童文學、歷史學等；此外，當時之人在閱讀時強調「唸出聲音」、「思考」與「討論」等特色；而且，閱讀不只是閱讀而已，它與生活本身是不能區分開的，20 閱讀乃生活的道德準備。21 就作者與讀者之溝通方面言，盧梭在《新愛露薏絲》的序言中，不但表達了著作的主旨，甚至教導讀者閱讀其書的原則。此外，盧梭甚至在序言中與一個假想的讀者進行「對話」，以表明其著作之立場與觀點。就此而言，盧梭實改變了「讀者」與「作者」、「讀者」與「文本」的關係，22 開啟了作者與讀者之間溝通的管道，衝破了讀者與作者之間的藩籬，23 使讀者深信其著作之真實與生活性，並影響了讀者在面對實際生活時之態度。24 另外，讀者們透過與盧梭信件之交往，也期望達到與作者溝通之目的。最後，達氏認為除了盧梭本身所隱涵的浪漫思想之因子，上述作者與讀者的關係之革命性，開啟了邁向浪漫主義之道路。25
筆者在文章著作之主旨部分即指出，在《屠貓記》之論述過程中，顯示出作者對「稠密描述」之運用。其特色則在於強調進行文本之解讀時，應由行動者原有的觀點 (from the actor's point of view, or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進行詮釋與分析；其次，主張在文本 (Text) 與歷史現實脈絡 (Context) 之間來回，以建立人類文化中行為的象徵系統與歷史現實之間產生意義的連結，並由此構成一種從事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與詮釋策略。達氏也藉由此一策略，構成其整個文章論述的結構。以下將先概略介紹「稠密描述」之方法與意義；其次，在討論在本書中運用的實例。
紀爾茲在其著作《文化詮釋》當中，提出了一種進行文化之詮釋的方法，即所謂的「稠密描述」。紀爾茲借用民族誌的撰寫策略與工作程序，將之運用於文化史的研究之中。而所謂的民族誌或人類學的方法，指的是企圖藉由對符號或象徵系統的建構，去從事對社會與文化中人類行為的理解與描述。在這過程當中，人類的行為被視為一種「符號行動」 (symbolic action) ，26 而此一符號之意義，乃由其所處的文化與歷史的現實所塑造而成的。換言之，其意義猶如韋伯所言的，人類被由其自身所建構的意義之網所束縛，而文化即此一意義之網。
紀爾茲說，這一種人類學式的詮釋方法，主要是要去理解並詮釋一個民族之符號系統的意義，其出發點必須是「行動者導向」的﹙ actor-oriented ﹚，27 也就是必須回到行為者所處的歷史現實或經驗內容的角度去詮釋之。此外，在文化系統具有一定限度的一貫性之前提下，任何文化中之產物，不論是其意識形態、行為或人造之產物，皆可表現出文化的形式與意涵。再者，紀爾茲強調此一種解讀文本的詮釋策略，其目的在於從歷史現實之驗證賦予文本的意義與內涵，而非要去探究其「真實性」；而此種類似的陳述也曾出現在達爾頓的《屠貓記》當中，而此，或許是值得深思與討論的。28
達頓在《屠貓記》第一章的開頭，質疑並批判了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 (Erich Fromm) 與班特海 (Bruno Bettelheim) 對「小紅帽」的解讀方式。他認為，姑且不論其版本的問題，對「小紅帽」之心理分析學式的解讀方式與結果，如「小紅帽」象徵女性之月經、「空瓶子」象徵處女、「狼」象徵強姦者、「小紅帽」整個故事情節則象徵了「青春期與成年性事的緊張」，以上種種透過「象徵語言」 (symbolic language) 的解碼，都與事實無涉，只是將讀者帶入了一個「不存在」的心靈世界，並且呈現出對民俗故事背後之「歷史現實」的忽略。29
因此，達頓企圖透過對若干民俗故事之敘述與詮釋，並透過文本與歷史現實在意義上的對照與連結，從中建構「小紅帽」所處之現實世界，及其中法國農民的「共同生活經驗」與所形成的世界觀。30 基本上，達氏認為民俗故事（文本）乃屬於一個「普遍文化」 (popular culture) 的基本構成物，31 他肯定並企圖透過民俗故事文本與歷史現實意義的連結，反映出農民實際的世界觀。因此，他認為民俗故事的內容與情節實際反映了農民的生活經驗及其如何面對、看待他所處的世界。32
此外，作者認為，基於「文本──現實環境」之關係的邏輯，每一個民俗故事之文本，隨著時、空環境的變遷與刺激，將在故事的「標準化情節」 (standardize plot)33 之基礎上改變其內容與細節，因而有所「變形」並形成不同的「版本」。例如，法國的民俗故事傳到法國之後，經由德國人格林兄弟 (brothers Grimm) 的改造，產生了符合德國歷史現實的「德國版本」。34 換言之，誠如作者所言：「作為一個『歷史性』之文件 (historical document) 的民俗故事，其存在已達數個世紀，並且隨著不同『文化傳統』而產生了不同的變化。」35 在本書第二章「工人叛變──貓之大屠殺的文化意義」當中，達氏在分析並詮釋了文本的「弦外之音」之後，「跳進」了「歷史現實」之中，說明十八世紀的法國工匠在資本家的壟斷與壓迫當中，面臨了在工資、升遷、生活所遭遇的種種剝削與生活條件之不平等。換言之，在歷史現實當中，的確存在著工匠生在現實生上的不滿心態，及資產家與工人之間所呈出之緊張關係。36 此外，達氏也企圖從法國的「歷史現實」中，尋找「貓」與「節慶活動」對於歐洲人、法國人所具現的文化意義與象徵系統。在達氏的詮釋當中，「貓」在十八世紀法國人的心靈中，至少呈現出三種文化意義。
其一，「貓」象徵了女巫，37 「屠貓」則象徵了對女巫的迫害。達氏認為，工人藉由屠殺象徵工廠主人及妻的貓「小灰」 (la grise) 的行為，象徵了對女巫的迫害，實際上則表露出工人對工廠主及其妻子的憤恨；而工人則在行為之過程的象徵意涵中，獲得其心態上的平衡與快感。其二，「貓」象徵了「性行為」的淫蕩，38 以暗指工廠主之妻的淫蕩。透過貓的象徵意義，工人將夫人與貓之淫蕩畫上等號，並藉以暗指工廠主的愚笨，如此而從中獲得其心靈上對現實生之不滿的瀰補。39 其三，「貓」象徵了在「嘉年華」節慶的「審判」意義，40 工人因而可在其節慶活動中以遂行對工廠主之審判。在工匠們私底下的聚會活動中，經常以「口語」反複重演「屠貓」的行為；當中，聚會活動象徵了「嘉年華」之節慶，口語之重演屠貓行為則象徵了對工廠主及其妻之審判。換言之，工人們在其聚會活動中所建構的「倒轉的世界」中，表達、發洩其對現實社會秩序的不滿情緒，並在「心靈」或「精神」中取得對於反抗資產家的「勝利」。
達氏在「一個中產階級的世界觀：城市最為一個文本」一章當中，也表現出其對文本之詮釋與歷史現實之間「象徵意義」的巧妙連結。根據達氏對「歷史現實」的研究，他認為不論就法國整體而言，或就指南作者所處的 Montpellier 城而言，或許有少數的土地資本家，也就是所謂的「舊時期」的資產家，但並沒有形成所謂的工業資產「階級」。那麼，指南作者「無名氏」的身分屬性及其著作指南的真正意涵為何呢？要解決此一問題，仍須回到文本上頭，從主角的觀點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來思考。
筆者認為，若回到文本之中，思考「遊行」在法國的文化意義，問題或可迎刃而解。對歐洲或法國來說，遊行所具現的意義與嘉年華、節慶、的象徵意義是相類似的。在慶典活動之中，一般平民在當中可「暫時」脫離現實中既定的道德、階級的規範，甚至可在活動之中，打破現實的社會秩序與社會階層的分際，此稱為「倒轉的世界」 ( the world turned upside-down ) 。就好比 Mikhail Bakhtin 所說的，在拉伯雷節中，慶典活動提供了平民「經驗」了一個「沒有階級」之社會或遂行「顛覆舊有社會秩序」的機會。基於此理，筆者主張指南之作者，其藉由遊行隊伍的介紹，從中表達他對社會階層與秩序的新概念，此隱涵了他想要透過其所描述的「遊行」，遂行其「顛覆舊有社會秩序」的意圖。這一種藉由社會文化象徵系統，以呈現對現實之不滿與反動的行為模式，跟第二幕的印刷工匠的屠貓行為，其意義基本上也是相當的。
綜上所述，達氏在方法上的確顯示了「稠密描述」方法的運用。達氏成功地以若干文本所呈現的象徵意義與歷史現實，進行法國農民、工匠、資產階級等社群團體世界觀的建構。然而，達氏是否能有效地從這些不同社群的世界觀，獲致了一個「整體」的「法國性」呢？也就是說下層文化與菁英文化之間是否可能取得『溝通』之管道？或兩者之間是否可能獲得一「整體」的連結與形像呢？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思考與探究的問題。
達氏在論述農民、工匠或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或思考方之建構時，企圖獲得所謂「法國性」的整體印象。但是，建構法國性之可能性，其中仍有若干問題須要進一步的考量。首先，法國本身所呈現的區域之差異性與複雜性，是否影響所謂「法國性」之建構的可能性呢？或者，文中所顯示的若干文化的特性，是否具體呈現了歐洲社會的「一致性」呢？另外，文中所建構之十八世紀法國人民的世界觀或思維方式，是否呈現出其新、舊時代思維方式的斷裂性呢？又，即使是有所謂新、舊思維方式之斷裂性，是否有其「相似性」的部分呢？這些問題的思考，使得關於「法國性」此一主題更顯得其本身的複雜性，而不似達氏所設想的如此簡單。誠如夏悌葉 (Roger Chartier) 所言的：「法國性是存在的，但她並非完全一致的呈顯在某個世紀當中。」41 筆者認為，達氏在論述時，章與章的主題之間並未建立適當之連結，因而，讀者雖然可能分別對農民、工匠或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或思考方式有概括之認知，但卻並無法從其詮釋的文字當中，獲得對所謂「法國性」的「整體」印象。
其次，探究《屠貓記》一書時必需考量的另一個問題是，菁英文化與俗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為何？事實上，這也是從事文化史研究時所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也就是，菁英文化與俗文化在「創造」 (creation) 與「消費」 (consumption) 、「生產」 (production) 與「接受」 (reception) 之間的對應關係是如何的問題？42 是像 Mikhail Bakhtin 所言的：「菁英文化是俗文化的原型，俗文化根源於菁英文化」，43 或者像津茲伯 (Carlo Ginzburg) 所指出的：「一般人經由書本或經由對書本的『詮釋』而滲透進菁英文化之中。」44 關於此類似的問題，達氏在《屠貓記》第一章「農民說故事」的論述中指出，「法國性」之形成過程，表現出「俗文化」與「菁英文化」的互動與連結之「溝通」關係；換言之，農民「口傳」的民俗故事與知識分子之「文字化」的互動，進一步加深了法國人獨特之世界觀的形成。45 但是，筆者認為，達氏在此一問題的處理與論述，仍稍嫌不夠全面與深入，如《屠貓記》前三章與後三章之間呈現出主題與思想層次上之落差，達氏卻未就其間的連結與溝通的關係進行適當的說明，如此如何達成其所企圖建構的「法國性」呢？
再者，達氏在方法上所呈現的若干缺陷，也影響了建構「法國性」的可能性。由於具人類學取向的稠密描述，其理論本身即呈現出若干缺陷；如文本所呈現的意義是普遍性的 (universal) 或是「地方性」 (local) 的﹖關於文本的真實性問題又如何？因此，使得達氏在進行《屠貓記》之論述時，產生了若干值得深究的問題。首先，達氏在書中所採用的各個文本，是否能完整的代表法國某一社群之整體，或者它僅能代表法國的某一區域而已。同樣地，達氏在書中所歸結的象徵系統，是否也可能只是區域性的，而不能代表法國之整體；換言之，整個法國是否存在一個超越年齡、性別、地位、職業、信仰與教育之差異性而存在的共享的符號系統呢？若沒有，吾人又何以建構所謂的「法國性」呢？其次，關於文本的真實性問題。首先，文本中所描述的行為是否確實發生？又，我們能否確認一文本是否代表其行為本身？假若文本只是呈現了書寫者所「建構」或「創造」的事件與行為，而非真實地反映歷史的現實，吾人又如何去確認所建構之「法國性」的適當性與合理性呢？
基於上述問題的反省，達氏企圖在「心態史」的路徑之外，以「稠密描述」的方法，另闢一文化史的研究取向，以建構「法國性」的可能性是值得懷疑的。換言之，達氏嘗試透過若干文本的解讀與詮釋，以描繪出一整體的「法國性」的企圖是不成功地。然而，此書仍提供了吾人另一種文化史研究的形式，同時凸顯了從事文化史研究時所面臨且應該思考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則非本文有限之篇幅所能詳述者，仍猶待更進一步之研究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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