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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一本研究婦女接受醫學教育的專書，時間的斷限是在十九、二十世紀，而此處所指的婦女醫學教育，是指醫師教育，並不包括婦女接受護士或助產士教育。1 作者最早的研究焦點是在 1914 年之前，歐洲大學裡的美國醫生。之後，作者發現這些接受醫學教育課程的外國婦女，對於每個大學城鎮的學術與政治生活，均有重大的影響。這些婦女學習內容為何？ 1875 或 1895 年代，為什麼美國的婦女要到蘇黎世、巴黎、日內瓦等大學習醫？是什麼原因迫使東歐的婦女至瑞士或法國達半世紀之久？為什麼有許多的英國婦女在布魯塞爾或巴黎習醫？是什麼原因迫使他們離開家鄉、熟悉的環境而至外國習醫，這些均是作者欲在本書探討的問題。關於婦女習醫過程的研究，作品並不多。在現有的研究中，經常只研究單一國家的狀況，錯失了醫學婦女運動 (medical women's movement) 的國際面向。2 在十九、二十世紀的主要歐美國家，婦女用不同的方式進入醫學領域，同時擁有了不同程度的成就，進而有資格行醫。婦女得以在此時進入學校習醫，與當時西方大學改革、對婦女的看法、科學的信念與努力學習專業，有密切關係。而為了對抗新科學與舊有的性別刻板印象，許多國家的婦女在這個逐漸興起的新科學醫學之中，為自己建立一個活動空間。
但是，不同國家的婦女，所面臨的變遷力量亦不相同。美國婦女得益於美國社會的自由放任，當原有的醫療機構拒絕美國婦女入學時，她們即建立男女分開的學校與醫院。英國與加拿大的婦女在面對男女共同教育的抵抗時，同樣地依賴私人支持的醫院與女性醫學校，當作是習醫的首要之路。瑞士是第一個因國家力量介入，全面開放舊有的機構，讓女性進入學習。之後，法國與大部分的歐洲內陸國家均跟隨瑞士的路線。具有複雜統治階級的俄國，持續地被知識分子與學術單位所挑戰，一方面不准婦女全面性地進入醫學研究領域，一方面准許極少數的婦女可進入特殊的婦女課程就讀。德國原來極力反對婦女進入醫學體系，但在 1908 年時，有條件地接受婦女習醫，女醫師的數目，也很快的超過美國女醫生人數。
本書除前言、後記之外，共分為七章，討論蘇黎世、巴黎、俄國、德國、大英帝國以及美國的女醫師教育。誠如作者所言，討論女醫師養成教育的書籍並不多見，因此本書的性質較接近於通論性質，或許可以言之「十九末至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女醫師教育史」。本類研究較少見的原因，可能與資料較少、醫療專業以男性為主有關。故當作者接觸到有關歐洲大學裡的美國女醫師資料時，她就開始對這些引人注目的外國婦女，產生相當大地興趣。過去研究醫學教育，幾乎是從醫學專業化、國家介入的角度切入，很少從性別角度來看醫學教育的問題。醫學是個男性主導的專業領域。女性進入該領域的過程，其實是經過長久努力的結果。在本書的第一章，作者舉出一些例子，如 Elizabeth Blackwell 、 Sarah R. Adamson 、 Nancy Talbot Clark 、 Emily Blackwell 等幾位美國女性，均曾在十九世紀中葉進入美國的醫學院就讀，但只有 Elizabeth Blackwell 順利畢業。美國各大醫學院無法接受女性入學的原因在於，醫學院認為女性不能與數百位的男性共學；女性無法參與醫學生所必備的課堂討論，因此女性無法自男教授身上獲得必要的知識與技能。故女醫師 (woman physician) 的地位被描述成可憐的、可恥的與輕視的 (pitiable, ignominious, and despised) 。德國慕尼黑解剖學家 Theodor von Bischoff ，更進一步總結一般認為女性不適合擔任醫生的觀念，他將這些觀念歸因於「婦女腦部小、身體嬴弱、整體的本質就不適合研究醫學」，即使有極少部分的女性，如 Elizabeth Blackwell 可至醫學實習，其實習過程也是飽受排擠，因此，大部分的父母也不讓自己的女兒習醫。另外，也與十九世紀的社會情況有密切關係。在十九世紀的工業社會裡，婦女在家庭與工作中的轉變，讓婦女的地位充滿危機。特別是在英國與美國的工業革命，使得新的勞動階級婦女與舊有的中產階級之女，二者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小。在歐陸地區，經濟變遷與法國大革命的「自由解放」相結合，婦女問題成為政治社會的關懷重點之一。婦女最好是在家庭內，從事家務，此是身為中產階級者的榮耀。婦女在該競爭年代裡，成為舊社會價值的守護者。在維多利亞的社會中，婦女是優雅神聖且天生具有虛弱的體質，在心理上也是較多愁善感、情緒不穩。在此概念下，男女之間有極大的差異存在。女性需要的教育有別於男性。女性應順從其特質，故需要教導其如何照顧丈夫與小孩，如何成為盡職的妻子與母親。數學、科學與古典研究 (classical studies) 幾乎不會被列入婦女的教育課程。這種禁止或不接受女性進入醫學校的狀況在歐美各國均是如此，直至 1870 年代之後才改變。
美國的醫學教育在 1870 年開始，有突破性的發展。除了部分美國婦女至歐洲習醫之外，美國本土也出現一些婦女醫學校。這個轉變主要與要求自由解放有關。支持自由派的人士，開始倡導婦女走出家庭，經濟與社會地位要獨立，同時改革婦女教育。美國有數百位的女醫師開始執業。這些女醫師主要來自中產階級，經濟的轉變讓她們有機會挑戰舊制度。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美國的女醫師年紀大於其男同事，許多人已經結婚生子，在學醫之前，有一些人曾擔任教師。其次，美國的醫學院主要是由私人所支持，而歐陸國家醫學院的資金來源是透過教會。美國婦女改革團體為婦女建立婦女醫學校的情況，無法見於歐陸地區。再者，美國在十九世紀出現多所醫學校的原因，在於順勢療法 (homeopathy) 、折衷醫學 (eclectic medicine) 、水療法 (hydropathy) 與自然療法 (natural remedies) 等特殊治療的盛行。這些治療方式強調避免使用強烈藥物與放血療法。此兩種治療方式均為受過正規訓練的醫師所喜愛。許多倡導特殊療法的團體，在特殊療法無法被正規醫學校接受之時，乃自行創立學校，並開放比正規醫學院更多的名額給婦女就讀。更重要的是，美國於 1850 至 1882 年間，設立了五所專收女性的醫學校。其設立的原因在於為同性的女性需求提供服務。因此，這幾所女性醫學校的課程仍是以衛生學、生理學、產科學、婦科疾病為主。同時，也有許多醫學院願意接受女性入學。但男女共學的情況維持不到三十年，在一些較保守的學校，如哈佛大學醫學院，又再度禁止女性習醫。雖然女性在美國的醫學教育與實習受到挫折，但這股建立女性醫學校或接受女性入學的風潮很快的傳到歐洲，因此造成作者所言之「專業婦女之大移民」 (the largest migration of professional women) 。
除了美國的女醫師教育之外，作者另一個焦點是歐陸國家的發展。她首先提出七位在瑞士蘇黎世大學接受醫學教育的女性，而一般研究早期婦女醫學教育者，對這七位女性並未特別注意。作者認為這七位來自四個不同國家的婦女，代表著十九世紀婦女習醫的最大勝利。她們在蘇黎世大學的成功，打開了男女共同習醫的大門。同時，蘇黎世大學接受更多外籍女性入學，學生遍及歐洲與北美地區。就女醫學生的人數來看，以俄國女留學生居首位；其次是德國籍；波蘭則為居第三。許多瑞士的大學將婦女教育視為實驗。蘇黎世大學的前六位女醫學生的評比，有四位是「優等」，其餘二位是「特優」。因此蘇黎世大學的教授公開支持女性接受醫學教育。巴黎的情況亦類似於此。
由於蘇黎世大學的婦女醫學教育的成功，引起其他歐洲國家的注意。巴黎、柏林的醫學院都有女性入學，其中不乏外籍婦女。這些在歐洲就學的外國婦女，雖然在教育方面已得到一個肯定，但在生活方面常受到留學地區居民的排擠。尤其是俄國女性受到排擠的狀況最為嚴重，當然主要原因在於俄國的女留學生人數始終佔全留學生人數的第一位。因此許多國家開始對外籍女學生採取一些管制措施，希望減少其數量。例如；瑞士因為女留學生實在是太多，乃針對外國學生徵收實驗室使用稅。
除了美、法、瑞士等國家外，作者亦提及俄國與普魯世的發展。這兩國發展婦女醫學教育的過程，與前三國的相似之處頗多，故此不再討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國家是大英帝國。大英帝國雖然在經濟早已經歷工業革命，但整個社會是屬於保守的「維多利亞式」的社會價值與傳統。因此，英國的醫學院（如；愛丁堡大學）不僅無法接受男女共同教育的制度，同時也反對女性參與醫學教育。3 這些情況亦在 1870 年代有所轉變，主要是有美國與瑞士的前例，令英國婦女得以援用，與英國制度相抗爭。英國婦女開始進入愛丁堡大學習醫，至醫院實習，甚至執業。不過她們仍受到相當的阻擾，尤其在男女共學方面，教授總認為女學生在化學、醫學課程的表現不如男學生。若女性有婚姻束縛的話，亦不適合行醫。因此，若一定要設立婦女醫學教育的話，這些婦女畢業之後，理當為同性服務。於是在此概念下，英國出現一些女子醫學校、女子醫學院。4
至一次大戰前，無論是英、美或是歐陸地區，婦女醫學教育均已達到相當之成就。婦女習醫的過程，其實是充滿艱辛。她面臨的問題可能是被學校拒收、社會不贊同的問題。從該書的敘述，讀者可以看到每位先鋒者、前輩，在申請入學之時，學校以各種理由拒絕其入學，而這些女性則不斷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來達成習醫的目的。至瑞士習醫，成為是最普遍的處理方法。
本書主題是西方婦女如何進入醫學教育的歷史，是屬於一個較通論性質的範疇，並未針對某個國家作特別地深入討論，因此，它給讀者一個全面的概念。若對該問題有興趣的話，本書應是一本不錯的入門書。當然，本書仍有某些缺失。首先，本書的章節分配雖以國家為單位，但內容的敘述卻幾乎是以某位人物為中心。作者常以某位婦女的申請入學被拒為始，談論該國的婦女醫學教育發展。作者在本書前言，即開宗明義指出，不談偉大人物的歷史。然而其論述手法仍不脫以人物為中心的敘述方式。亦因以「國家」為論述單位，所以在時間順序上讓讀者較易出現混淆。其次，從本書的內容較無法清楚顯示作者的關懷重心為何。作者在此書中，描寫婦女習醫的困境，未明確交代該書是以女性主義或是性別的角度切入。此寫作方式令人誤以為該書是一本婦女習醫史。而放在教育史的脈落，本書的意義又是為何？再者，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同時是護理與助產專業開始發展的時期，女性是這兩個專業的主要從事者，同樣是擔任與醫療有關的職務，她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呢？本書幾乎未將該個三問題，列入討論，甚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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