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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討論會的主題是紀爾茲 (Clifford Geertz) 的稠密描述 (Thick Description) 。在以下的討論中我除了說明稠密描述的理論外，我將討論稠密描述對於文化史研究的貢獻，並反省歷史學今日所面臨的處境。紀爾茲的稠密描述是一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自刊布以來頗受歷史學家的歡迎，並將之視為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論之一。但頗多學者對之亦多所懷疑，認為歷史學在此之際遭遇嚴厲的挑戰，史學將流於破碎化、片段化，將之等同於史學後現代的表徵。我意圖提出的疑問是：稠密描述做為一種文化理解的理論，其目的在了解人類行動的意義；但此一理論在歷史學中的應用導致歷史研究主題的破碎化，失去歷史理解的整體性，而流於掌故之學。依此，以稠密描述的微觀敘述切入歷史研究，重建一個普遍的歷史意義，而大敘述 (Grand Narrative) 、普遍史 (Universal History) 是否可能？
首先，我們將對此次討論的文本稠密描述做一番稠密的閱讀。我將說明本文所處的脈絡。
紀爾茲的文化人類學理論受到西方人文科學自 60 年代以來語言學轉向的影響，他的理論運用頗多分語言哲學的概念。他的文章大量的引用諸如萊爾 (Gilbert Ryle) 、維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ien) 等人的理論。紀爾茲視語言為一公共性的產物，賦予社會意義，而不純粹是主體性的現象。
進一步，因為受到此一語言學轉折的影響，紀爾茲本文亦呈現出另一特色，即打破人文科學間的軫域，納入各學科討論的成果，使人類學、史學、社會科學間的界線漸趨模糊。
另一項特色即是文本化。首先，紀爾茲將文化的概念文本化，將文化解讀成為一個文本，紀爾茲的文化概念是一個語意學的概念。更進一步，人類學者的任務在於解讀、詮釋各個人類學的文本。
現在，我依本文的行文脈絡來加以解釋。
紀爾茲的文章起始陳述了西方人文科學界大理論觀念的崩潰。十九世紀以來，學者多希望從經驗事實的研究中推導出普遍的法則，從而建立大理論架構，以對人類社會有更清晰的理解，甚至達到預測的功能。紀爾茲對此一大理論架構的期望甚表懷疑，並認為大理論體系業已崩潰。與人類學先驅克拉克洪等人不同，紀爾茲並不意圖對文化這一概念作出完整的定義，他認為人類學者對文化研究的焦點應轉移到個別、具體的文化現象。
本文的第二項特點是將文化釋義成一個語意學的概念。紀爾茲引用韋伯的意見，「人類是一種將自己置於自身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此「意義之網」即是文化。人文科學所從事的是意義的詮釋，而非尋找法則的經驗科學。
人類學者所從事的是民族誌 (Ethnography) 的工作。我們要掌握人類學分析做為一種知識型式，就必須要了解民族誌是甚麼，或者民族誌所從事的是甚麼？而民族誌的工做即是稠密描述。
紀爾茲將人類學的描述分成厚描（即稠密描寫）與薄描二種。二者的差異即在於研究者是否能夠分辨出現象所具有的意義階層。對一文化現象若僅以現象學的描述方式，而不對行動者行動背後的「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加以了解，將無法獲得對文化的真詮，此為薄的敘述 (thin description) ；反之，若對文化意義結構的階層加以區分，則是所謂的厚描。紀爾茲引萊爾所舉之小孩眨眼為例，指出當中蘊含了不同的意義階層。如一是不自主的抽筋、二是隱含了暗語，是社會約定的符碼、三是刻意的模仿、四是隱含著反諷、取笑的意味……等，構成了不同的意義階層。
文化是一種符號行動。紀爾茲認為文化是一種符號，人類透過符號形式而達成行動，並互相了解。人類學的理解是人類知識論域的擴充，透過對異文化的了解，使人類的經驗範圍更加擴大。
人類學的知識是地方知識 (local knowledge) ，了解異文化必須從當地人的角度出發。人類學是一了解他者 (the Other) 的知識，理解異文化時不能以自己的偏見強加於異民族之上。必須從「當地人」 (the native) 的眼光出發，了解當地人的符號系統，了解當地人如何透過這些符號系統建構自身的「身分認同」 (self-identity) 。唯有具備了這樣的條件，人類學家才可能對異文化做細密的描述，以了解文化的意義。
由以上所論，可見紀爾茲深受詮釋學理論取向的影響。紀爾茲認為所有的文化都是一符號系統，而對於符號行動的了解又都是行動者取向的，而且也必須借助於移情 (empathy) 的作用，了解行動者的思想。更進一步，所有的人類學作品都是一種詮釋，都含有虛構的、人為的成分，都是人類學家腦力的產物，因此都有不完美的傾向。套用蓋力 (W. Gallie) 的術語都是「本質上可爭論的」 (essentially contestable) ，但根據維柯真理與事實可以互換的原則，人類學作品仍有其自身的地位。
回到民族誌本身。紀爾茲認為民族誌的描寫有四項特性：一它是詮釋性的、二所詮釋的內容是社會論述、三是這樣的詮釋是嘗試去保留過去社會的論述，並用具有說服性的辭彙加以說明、四是微觀取向，紀爾茲認為人類學研究的是具體、個別的文化現象，只能採取微觀的取向來達成，但微觀取向將限制了研究者的視野，紀爾茲並不以為意；相反地，他認為研究的焦點並不等於研究的對象，他說：「人類學家並不是在研究鄉村；而是在鄉村中做研究。」希冀透過鄉村達到對文化的了解。
最後，人類學需要建構出詮釋的理論。稠密描述不僅是對文化現象的描寫 (inscription) ，而且它最終的目標應是建構出關於文化的理論。正如醫生診治病患的過程，不是對現象加以歸類，導出通則；而是在每個具體的病例中，作出診斷 (specification, diagnosis) ，提供處方。
底下我要說明稠密描述的一些基本的理論預設。
首先，是所謂的「文本化」 (textualized) 或「文本論」 (textualism) 的問題。我先前已經提過紀爾茲將文化視為一個文本來閱讀，而且主張人類學家所做的就是閱讀人類學文本，所以文化詮釋本質上就是透過閱讀人類學的文本來理解。從理論的淵源來看，這當然是受了語言哲學與文學批評理論的影響。因此，與其將稠密描寫視為一種文化研究的方法，不如將之視為一種後設理論或後設的反省。稠密描寫不是教導我們敘述的方法，而是我們對文化現象、文本的閱讀應提昇到自覺的程度，能夠分辨出文化的意義階層。
其次，是「脈絡化」 (contextualization) 的問題。將文化視為文本，並認為人類學所從事者即是對文本的閱讀，且採取微觀的研究取向必然得面臨脈絡化的難題。稠描述所欲解讀的文本最終仍須將之放置文本的前後關係與環境中，但正如所有文本論共有的難題一般，這有方法論上跳躍的困難。
第三是拒絕因果解釋。因果的觀念已被解構、拆解，稠密描述將因果觀念排除於對文化的理解之外。
第四是意向性的問題。文化做為符號行動，存在著符號與意義、思想與行動間的關係。
以下我們回到稠密描述是如何地運用於歷史學研究中。
首先，是微觀史學的出現。稠密描述的微觀化取向將焦點置於具體與個別的事件，它的設準是：依此我們可以了解文化做為一個整體。在這一方面，金茲堡 (Carlo Ginzburg) 的《乳酪與蟲子》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是頗具代表性的著作，其他如拉度里 (E. Le Roy Ladurie) 的《蒙他猶》 (Montaillou) 、戴維斯 (Natalie Zemon Davis) 的《軍士返鄉記》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都代表了史學中微觀化的傾向。
人類學的知識是一種地方知識，必須從當地人的眼光來看待事物。這在實踐上有一定的程序，最重要的是能夠建立當地人的自我認同。在史學實踐上有顯著的例子如紀爾茲的巴 島鬥雞與達頓 (Robert Darnton) 的〈屠貓記〉 (the Great Cat Massacre) 都可見出端倪。達頓的《屠貓記》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是一本有趣且頗具啟發性的書，他從近代歐洲的俗民文化 (popular culture) 中去尋找所謂的「法國」或「法國性」 (Frenchness) ，最重要的是必須從當時的下層民眾與工人階級的自我認同去尋找。
第三是將文化視為一符號系統。這樣一來，史家的研究領域更加多樣化，這我們可以從 70 年代以來「新文化史」 (new cultural history) 的研究獲得佐證。
當稠密描述應用於歷史研究仍遭遇到許多困難。首先是歷史破碎化、片段化的問題。雖然紀爾茲不斷聲言：研究的焦點並不等於研究的對象，但有關脈絡化的問題，即在處理部分與整體這個問題，紀爾茲的理論仍不甚令人滿意。以紀爾茲自己對爪哇國家與人民的自我建構的研究為例，紀爾茲意圖將爪哇的獨立過程與西方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相連接。但多數學者的意見是，紀爾茲的處理並不令人滿意。在這一方面，我認為金茲堡的《乳酪與蟲子》處理的較令人滿意。金茲堡將十六世紀一個義大利木匠的異端言論，成功地與宗教改革與印刷術的改良連接起來。
其次是判準學 (criteriology) 的問題。如紀爾茲所言所有的人類學作品都是一種詮釋，也都是不完美的。但我們要如何來斷定那一部作品是較佳的詮釋或者更貼近所欲詮釋的對象，這仍須要一項判準 (criterion) 。紀爾茲並未提供這樣的判準。
稠密描述若欲將之引入史學研究，則必須加重它歷時性 (diachronic) 的面向。紀爾茲的文化理論較缺乏歷時性的觀念。他將文化隱喻成一張意義之網，就修辭的語言來說，顯然抽離了時間的因素。這與歷史學的思維是否能切合值得深思。不過這大抵符合自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以來歷史學的思維方式，底下若有機會我再做較積極的詮釋，並將之與後現代的歷史思維做一番接合。
最後，紀爾茲的文化理論充其量只告訴人們過去的文化結構為何，卻無法告訴人們這樣的文化結構究竟是如何地建構出來，又是誰規範了文化的功能與意義。換言之，稠密描述僅具有描述性 (descriptive) 的功能，而不具規範的 (normative) 與意識型態批判 (ideological critique) 的功能，此點特別為馬克思派所批評，而大多數的文化史研究都存在著這樣的缺陷（義大利微觀史學在此一方面較有自覺），某些學者甚至認為此不過是在麻痺人們對現狀的不滿情緒。最著名的當是近來學者對巴赫金 (M. Bakhtin) 那本講述拉伯雷 (Rableais) 的書的詮釋。
史學的微觀化與多元化的趨向，是現今史學後現代最具挑戰性的問題。套用安克斯密 (F. Ankersmit) 詩性的比喻，在後現代的狀況中，我們所見的歷史不再是樹幹、樹枝，而是樹葉。當秋天一旦來臨，樹葉將隨風飄落，這對於所有史學工作者而言，都是一項亟待反省的課題。
本文是應同學之邀在歷史學與後現代討論會中，就紀爾茲的稠密描述對文化史的貢獻為題，擔任引言人所做的報告。個人求學關注的焦點一直是集中於探討現代歷史意識的問題。因此，就研究範圍而言，我的興趣一直是在歷史理論、史學史、思想史等領域，文化史本非我的專業。此次跨界的討論令我收穫頗豐，在討論的過程中，對於史學圖像式 (iconological) 的理解方式與後現代視覺化 (visualization) 的趨向特別深感興趣，也獲致了某些新想法，期待他日能將之做完整的表達。我認為後現代史學中的修辭 (rhetoric) 與美學 (aesthetics) 傾向未必如余琛 (Jörn Rüen) 所憂慮的對史學的客觀性與合理性有所損傷，相反地，如余琛對蘭克的詮釋，修辭與美學可以恰切的融入史學研究中，而無害於史學科學性與客觀性的追求，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對客觀性新的概念，在這方面文化史的理解方式特別值得加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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