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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論述當中，筆者企圖說明作為一種文化史研究或思想史研究的心態史之歷史解釋及其所遭遇到的困境。首先，本文內容的第一個部份將就心態歷史的發展、義涵與研究方法做一個概略地說明，其中將特別著重於論述心態史和「整體歷史」 (total History) 之間的邏輯關係與其所呈現的社會科學色彩的「科際整合」取向；其次，為了討論之便，筆者將以布洛克 (Marc Bloch, 1886-1944) 的《國王神蹟》 (The Royal Touch)1 為具體的例證，更進一步探討心態史歷史解釋的特色；再者，在文章前面部份的論述基礎之下，探討心態史研究取向所面臨到的問題與其侷限，以及新世代史家如夏提葉 (Roger Chartier, 1945-) 如何針對這些問題、缺失，在理論與方法層次上進行修補的工作。最後，總結心態史在當代西洋史學發展中的意義。
首先，筆者從年鑑史學本身發展的角度，來說明心態史此一研究取向的來由、意義、主題等相關問題。
歐美史學在十九世紀邁入二十世紀之際，其發展的脈絡表現出新世代史學家企圖革新、挑戰傳統史學的現象。基於此一普遍的趨勢，歐美史學不論在歷史寫作的形式、研究的主題或研究方法上，都呈現出「重新取向」 (reorienting) 的發展方向。其中，歷史學研究領域從以政治史獨尊擴展至經濟、社會、文化與思想觀念等主題的探究。其次，歷史寫作的形式則從傳統史學所呈現的敘述形式，轉向強調分析的形式。再者，在歷史研究方法上，則凸顯出科際整合的特色，如計量方法、社會學理論的運用。最後，綜觀歐美史學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發展，值得注意的學術發展現象是「社會科學取向」 (social science-oriented) 歷史研究的興起。2 法國年鑑學派也正是在此一歐美史學的共同趨勢之下出現了，但是，必須強調的是，作為法國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歷史研究社群，事實上仍反映了其沿襲自法國史學傳統本身的「本土」特色，例如心態歷史寫作的路徑。
西元一九二九年，法國史家布洛克 (Marc Bloch, 1886-1944) 與費弗爾 (Lucien Febvre, 1878-1956) 創辦了《經濟社會史年鑑》 (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在此期刊的號召下，聚集了一群標榜著革新政治史與事件史傳統、擴張歷史研究領域與提倡科際整合的史家。此一高舉著「新史學」旗幟的運動，最後終於能從史學研究的邊緣，一躍而成為法國二十世紀史學的主流與典範，學者統稱這一推動史學革新的團體為年鑑學派 (Annales School) 。3
年鑑歷史學派的特色，主要表現在歷史研究領域的擴張、方法的革新、史料觀念的變革、強調科際間的知識交流與多層次的歷史時間觀等方面。4 首先，就歷史研究領域的擴張言，年鑑史家主張「以人類所有活動的歷史，取代傳統史學以政治為主幹的歷史」，他們宣稱傳統的史家只注意到過去歷史發展的表面，而未觸及歷史事實 (historical reality) 中的深層結構。基於此，他們認為唯有從事經濟、社會、文化、地理等「現象」與「實體」的研究，才可達到對歷史整體 (total) 的理解 (comprehension) ，並由此構成其「整體歷史」的概念。在此一「整體歷史」的概念下，年鑑史家將歷史探究的視野，從偉大的君主、政治家等「個人」的歷史，轉移而致力於下層群眾集體生活經驗的歷史。這就是年鑑史家所定義的歷史。而在現實的發展上，年鑑創立期刊初期即以「整體歷史」為訴求確定了社會史與經濟史的研究方向；而第二代大師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 則在其《地中海》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一書當中實踐其對「整體歷史」的追求；5 1960 年代以後的年鑑則發展出以社會整體為基礎的文化史研究。因此，在此一對整體歷史的追尋的理想之下，隨著歷史研究主題之擴充的需求，年鑑史家在從事歷史寫作時也表現出積極打破學科界線與其他人文學科進行知識交流的態度與趨勢。6
其次，在方法上，年鑑的創立者布洛克與費弗爾提出了「問題史學」 (history-through-problems) 研究的原則，這項原則一直被沿用至今，7 猶如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 1924-) 所說的「新歷史就是問題史學」。8 「問題導向」 (problem-oriented) 的研究方法，強調史家不能受制於文獻史料從事歷史的研究，主張史家要「質問」文獻，並將之放置在「問題」的架構之下，以此構成史學研究的起點，並由此提出了對傳統史學「敘述」形式的反對，主張將歷史放在一長時段 (longue duree) 系列之架構中進行「分析」、「比較」與「解釋」。此一長時段的歷史時間觀強調時間的相對性與多層次，9 成為年鑑史家從事歷史研究的特殊觀點，此一觀點後來則由布勞岱發展出較有系統的長、中、短三時段論。10
在史料運用觀念的變革上，年鑑史家擴大了歷史資料運用的範圍。在傳統史學方面，郎格多瓦 (Charles Langlois, 1863-1929) 與塞諾博斯 (Charles Seignobos, 1854-1942) 的實證史學方法論，主張與強調檔案文獻乃是從事歷史研究的唯一依據。而新的歷史則廣泛的使用各種不同性質的資料，各種不同的著述、文學性的作品、考古文物、口語資料，甚至包括了統計數字、物價曲線、照片、器具、碑銘、電影等。
上述若干年鑑史學的特色，構成了對年鑑史學思想與方法的「革新」色彩，也就在此革新意義上，表現了年鑑史家對「整體歷史」的追求。筆者認為，這樣對「整體歷史」的追求，構成了年鑑學派從事開發史學新領域的主要動機。而在擴張史學研究領域的努力中，「心態歷史」 (history of mentalities) 的研究取向，表現了最為明顯的革新色彩，也表現出其明顯的「整體」史研究的取向。
從文化史的角度觀之，心態歷史可謂年鑑史家在從事「文化」或「文明」 (civilization) 研究時所採取的一種研究取向，或者一種歷史解釋的架構。其革新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史家對一般群眾的普遍心態 (mental universe) 、世界觀與生活經驗的觀察與研究。就此點而言，它與傳統文化史家或思想史家的最大不同，主要在於其所關注的對象已從「菁英的文化」 (culture of elite) 轉移至「一般人的文化」 (culture of common man) 。其次，它還表現了對「歷史實體」 (historical reality) 如器具之使用、人的行為與活動的重視。心態史家企圖從「物質實體」 (material reality) 、「社會結構」 (social structures) 與時代環境中抽離並補捉住時代的集體心態 (collective mentalities) 與心智習慣 (habits of mind) 等「心理實體」 (psychological reality) 。換言之，就是要透過心態的研究，去呈顯所有人類社會活動中各個結構之間的「內在相互關係」。就智識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研究的領域言，年鑑心態史家不同於傳統智識史所強調知識菁英的思想、觀念，轉而探究一般群眾心靈的結構與日常生活的態度，其重心已從「觀念史」 (history of ideas) 轉移至「心智史」 (history of mind) 的面向。11 另外，美國史家羅柏達頓 (Robert Darnton) 則稱心態史為文化史研究取向的智識史研究。12
從社會史的角度觀之，年鑑史家在關注人類群眾情感、日常生活的態度與價值觀等精神層面的主題之外，他們也企圖藉助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與關於人類現象的詮釋觀點，以掌握人類於社會活動背後的複雜的心靈結構，並更進一步從人類心態的描述中探討社群、社會結構、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由此觀之，心態史家們一方面表現出對於社會整體歷史的追尋，另一方則表現了年鑑史家從事研究時注重學科交流的傾向。
年鑑學派在心態歷史方面的專家與著作豐富，其研究的盛況到了一九六十年代以後達其高潮。13 因此，心態歷史可說是為年鑑史學發展歷程中的一個主要特色與成就。芒德魯 (Robert Mandrou) 所強調的年鑑「原創風格」 (the original style) ，14 指的就是歷史心理學與或心態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重要的意義在於，它不但是從事文化研究的途徑，更是達到「整體歷史」的主要領域之一。15 從另一個角度言，年鑑學派在從事歷史研究時，經常使用「社會結構」的概念來進行不論經濟、社會、文化、包括人類心智狀態的研究﹔這突顯了社會科學理論、觀念與方法在年鑑學派從事歷史研究過程中的重要性。16 因此，心態史的研究取向，也更具有濃厚的科際整合、學科交流的色彩。
前文筆者已就心態史在年鑑史學發展和文化史或思想史研究的意義與特色做了概略的介紹。以下，筆者將介紹若干年鑑史家的心態史著作，並從中說明眾多年鑑史家對「心態」與「心態史」所下的定義與詮釋。17
就廣義的心態史而言，筆者認為，心態史注重人類心靈、思想與情感層面之研究的取向，在西洋史學的傳統中，尤其是在法國史學傳統本身之中，已可見其雛形。
在法國的史學傳統之中，伏爾泰 (Francois-Marie Arouet de Voltaire, 1694-1778) 、米敘烈 (Jules Michelet, 1798-1874) 和古郎治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 的著作中，已略見他們對於政治、社會制度背後之「精神」層面的因素的重視。18 在伏爾泰的《路易十四的時代》，我們可以發現他對於人類精神文明的描述與重視。同時，在其《重新思索歷史》當中，顯見他對人口、技藝、習俗等人類活動之歷史的追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伏爾泰在其歷史思想中也表現出對單純「記載事件」歷史的嫌惡，強調從對於人類整體結構的掌握中「解釋」歷史的變遷，而非僅是單純地敘述。其次，米敘烈在他著作法國史即說：「歷史家的責任，在於理解並描寫人在歷史中所呈現的『普遍氣候』 (common climate) 。」19 米敘烈的歷史著作中所表現出對人類物質生活與精神活動等主題的研究與描寫，對法國年鑑史家極具啟發性而倍受推崇，勒高夫即稱米序烈為「新歷史的先驅」。20 另外又如古朗治在其經典著作《古代城市》 (The Ancient City) 一書之中，主張人類歷史乃一整體，強調史家必須從制度、信仰、禮儀、社會之全面生活、思想形式等多方面去建構歷史。同時，古朗治進一步指出，人類歷史中之政治、制度變遷的背後，都是人類的精神本身所推動的，並相信政治、經濟、社會之變動即象徵了人類心態的轉變。21 這樣一種強調「整體歷史」的傾向，使得古朗治被稱為「布勞岱爾之前的布勞岱爾主義者」。22 由此上述可見，法國心態史的研究取向，在其傳統中即可找到它的根源。
另外，我們還可以在法國以外的地區發現若干可歸之為心態史研究的先驅，如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 與赫伊津哈 (Johna Huizinga, 1872-1945) 開始注意人類的精神文明，但前者仍將其焦點投注在所謂的菁英文化，而後者則開始注意宮廷文化與下層群眾的生活體驗與心靈狀態。就布克哈特而言，筆者認為他在《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文明》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一書當中，企圖呈現義大利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政治、藝術、哲學、個人主義的世界觀等各方面所表現出的時代精神的新面貌。23 而荷蘭史家赫伊津哈在其著作《中世紀之秋》 (The Autumn of Middle Age) 一書當中，運用如范艾克 (Van Eyck) 兄弟之藝術作品與文學家的文學作品，試圖從布根地地區的宮廷文化對一般人民在思想、精神、禮俗等各方面的影響，並從中分析當時期所形成的集體態度 (collective attitude) 和生活與思想的形式 (forms of life and thought) 。24 筆者認為，若由《中世紀之秋》一書之內容與著重點觀之，真可謂一心態史的經典之著。此外，十八世紀的維科 (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 與赫德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 從事歷史研究時，也注意到人類行為背後的精神因素，主張人類行為與事物之本質，乃潛藏於人類社群不同之情感、精神之中，他們被視為現代心理歷史學的拓荒者。25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史學界之外的其他學科領域，我們也可以發現類似心態史研究取向的著作，甚至可說也影響了心態史研究的取向。如李維布留爾 (Lucien Levy-Brhul, 1857-1939) 的《原始思維》 (The Primitive Consciousness)26 、霍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的《論集體記憶》 (On Collective Memory)27 、阿里亞斯 (Norbert Elias, 1897-1990) 的《文明的歷程》 (The Civilizing Process)28 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學者與著作。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霍布瓦赫與布洛克乃是在史特拉斯堡大學的同事，在思想與知識上的關係與交流頗深，對布洛克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後來霍布瓦赫還成為《年鑑》的編輯委員之一。29 李維布留爾的《原始思維》則對布洛克的心態史巨著《國王神蹟》在概念上有著深刻的影響。30
雖然說法國史學傳統與其他地區早有類似心態史的著作，但直到 1960 年代法國年鑑第三代史家的時期才真正在學院中蔚為一種研究風潮。31 那麼，相較於年鑑心態史家的「祖先」，其所謂的心態與心態史歷史寫作到底呈現出何種新意呢？而其所謂的「心態」或「心態史」的意義又為何呢？
事實上，年鑑諸史家雖努力的想為心態史一詞下一個清晰而明確的定義，但始終卻未形成一個既定的概念。從年鑑第三代史家勒高夫所撰寫〈心態史：一個模糊不清的歷史〉 (Mentalities: A History of Ambiguitity) 一文的篇名，就可以略知要為心態史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是不容易的。32 不但如此，由於「心態」一詞由於字義翻譯上的困難，增加了非法語地區之人在理解上的障礙與困難。再者，心態史所處理的研究主題涵蓋面極為廣泛，包括了群眾集體宗教心態、儀式、節慶活動、巫術、對死亡的態度、愛情、婚姻關係、家庭、閱讀習慣等，也使得心態史難以形成一個明確的概念與意義。然而，即使吾人無法從年鑑史家中獲得一有關心態史的確切義涵，我們可以嘗試藉由觀察若干年鑑史家從事心態史研究時所採用的概念、方法與歷史解釋的取向，來捕捉並描述一個心態史在歷史寫作上的主要特色。
筆者認為，綜觀心態史發展的過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與其他人文學科的交流，尤其是社會學、人類學與心理學，而這也充分反應了新生代年鑑史家對其先輩如布洛克、費伏爾所堅持的「跨學科式的歷史研究」之主張的繼承與發揚。誠如勒高夫所指出的，心態史將歷史學引領到與其他人文科學「接觸」的點，也就是朝向科際整合的方向邁進。33 因此，為了討論的方便，筆者將分別以社會學、集體心理學與人類學等取向為切入點，說明心態史的意義與歷史寫作的特色。
布洛克與費弗爾可以被視為年鑑史家從事心態歷史寫作的先驅，他們的著作呈現出受到社會學、語言學與歷史心理學的影響。布洛克以《國王神蹟》一書所呈現出的宗教心態的解釋觀點、科際整合的研究取向與比較方法的運用等其他特色，為後世史家多所推崇，並奠定了其在史學上重要地位的根基。喬治．杜比 (George Duby) 在說明心態史歷史研究的淵源時回憶道：「從《國王神蹟》到《封建社會》 (Feudal Society)34 ，布洛克鼓勵讀者思考他所研究之時代的『心靈氣候』 (mental climate) 。」但是，實際提議心態史作為一個歷史研究領域，並提出「心態」一詞之明確說明的是費弗爾，他以更堅定地口吻呼籲史家致力於情感、愉快、恐懼和價值系統的歷史研究，而每一個時代皆有其世界觀、感情的風格、思想的風格。35
就費弗爾而言，他在十六世紀不信神問題之研究當中，可以見其在心態史方面的努力，吾人或可從中理解心態史的義涵。費弗爾治史的特色之一即他致力於歷史學與集體心理學之間的交流與兩者之間關係的探索。因此，在費弗爾有關人類心靈狀態的研究之著作《馬丁路德傳》 (Martin Luther) 與《十六世紀不信仰的問題：拉伯雷的宗教》 (The Problem of Unbelief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Religion of Rabelais) 被視為心態歷史或心理歷史 (histoire psychologique) 的開創之作。在《十六世紀不信仰的問題：拉伯雷的宗教》一書當中，費弗爾從「心態器具」 (mental appuratus) 的角度分析在十六世紀特殊的歷史脈絡之中，並沒有所謂「不信神」、甚至是「無神論」的心態，即使思想前衛的拉伯雷亦復如此。費弗爾認為，所謂的「不信神」或「無神論」的論點，不可能出現在當時期「心態世界」 (mental universal) 所制約下的「思想模式」當中；論者將拉伯雷歸為無神論者，實犯了「時代錯置」之罪惡所致。同時，費弗爾強調，思想模式或心態的發展是經由一「長時期」的歷程所形塑而成的，他的發展與消失都極為緩慢。換言之，人類心態呈現了所謂的「惰性」。最後，值得注意的是費弗爾為「心態器具」所下的註解，他這樣指出：「語言在字彙和文法上的狀態，當中表現出語言的系統性概念及思想情感的支柱。」36 換言之，所謂心態器具包括了語言、概念與情感等三個要素。每個時代因其特殊的歷史脈絡、而展現出其在語言、概念與情感上的特色，並因此而形成其獨特的思想模式。所以，在拉伯雷所處的時代，看起來好像與現代人極為接近，但是其實卻是遙遠的，而這是由於心態器具上的極大差異所造成的。由此觀之，費弗爾的心態史研究乃是從語言、文字入手，並以長時段的的歷史時間架構作為其歷史觀察的架構，強調心態本身的不易變動性。
第二代年鑑史家芒德魯 (Robert Mandrou) 繼承費弗爾的路線，從集體歷史心理學 (historical psychology) 的角度，提出了他對心態一詞的界定。他認為心態意指的是人類社會中某一特定群體在智識及情感的層面所確信、感覺的方式，而所謂的心態史指的是針對某社會群體的「世界觀」 (vision of world) 、態度、行為模式、無意識集體再現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的歷史研究。37 不過，芒德魯與費弗爾不同之處，在於其將心靈狀態之研究拓展至「集體無意識」的部份，而芒德魯這一種取向則表現在《近代法國導論︰心理歷史學》一書當中。38 同樣地，屬於年鑑外圍的歷史學者阿里斯 (Philippe Aries) 也指出心態指的是集體的無意識，心態史研究是指對一個集體心靈經驗的研究。其次，杜普龍 (Alphonse Dupront) 則從「集體心理歷史」的角度出發，指出其範圍包含了人類社會與文化中的價值、心態、形式、象徵系統和神話的歷史。他進一步指出人類「心態」緩慢變化的特色，他稱之為概念趨勢 (idea-force) ，此與費弗爾所指稱的心態「惰性」與布洛克所言之人類集體意識緩慢變化或從不消失的提議，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勒高夫、杜比與拉度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1929-) 有關心態史的著作，則呈現了較濃厚的人類學色彩。首先，勒高夫在〈心態史：一個模糊不清的歷史〉一文中提出了他對心態史的諸多觀點。他指出，任何一個歷史的個體的心態，很明顯的是此一個體和同時代人所共享的；換言之，心態史是在人類每日生活的機械行為的層次在運作的，它的客體是他們思想的、非個人的內容。39 另外，勒高夫之特點在於其將心態史帶領至「集體想像」 (collective imagination) 的方向，將歷史研究的主題拓展至「文學與想像」的世界。40 他認為應該對於物質世界、精神世界與想像力世界給於相等的重視，才能著做出足以表現人類整體生活層次的歷史。由此，又足以表現出心態史的路徑，乃年鑑史家追求整體歷史的一個實踐。
其次，中世紀史大師杜比的心態史研究亦頗多，其主要的意義在於他標示著年鑑史家轉向「意識形態」相關主題的研究。杜比從事歷史研究時，極為強調人類社會變遷中物質與精神現象之間的關係，如《三個等級︰封建社會的想像》 (The Three Orders: Feudal Society Imagine)41 即呈現出對上述觀點的著重。第三，以《蒙他猶》聞名於世的史家拉度里，他由於受到了文化人類學將人類社會文化視作一象徵體系之觀念的影響，在《蒙他猶》 (Montaillou: The Promised Land of Error)42 一書當中運用了象徵主義方法解讀法國中世紀農民的文化、宗教觀念與行為。以上三位史家的研究方式，代表了年鑑心態史中採取的人類學取向。
不過，在心態史有關意識形態的研究之中，仍存在一個重大的爭議，即意識形態與心態兩者之間義涵的區別與異同。在杜比之後，伏維爾 (Michel Vovelle) 即嘗試分別兩者之間異同。在區分二者的區別時，伏維爾認為心態與意識形態這兩個概念乃來自兩個不同的思想傳統、模式，前者是經驗的、後者是系統的。雖然如此，伏維爾認為兩個概念之間仍然有其重疊之處。基本上，心態一詞的一詞所涵蓋的內涵似乎較之意識形態更為寬廣，心態可以很自然的呈現在意識形態之中，而意識形態卻只是心態的某一面向、層次，即「意識的覺醒」或「系統的思想」 (awakening of consciousness or formulated(clear) thought) 。相反地，心態一詞所指涉的是尚未系統化 (unformulated) 、無意義而潛藏在無意識層次的「心靈實體」 (mental reality) 。43 由此可知，心態所指者在於人類心靈中尚屬於未經系統化、非意識、甚至無意識的層面，此與上述多位的史家似乎呈現了一般的共識。
關於心態史的著作極其廣泛，筆者無法一一說明，在上文中僅就科際整合的角度分析其中若干主要的趨勢。當然，除上文所述之外，其他如 Pierre Chaunu 則將計量方法引進到心態史的研究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後來有關書籍史的研究，就與計量方法的運用有密切的關係。然而，雖然無法、也不可能全面性地觀察年鑑心態史的整體面向。但是，由以上一一概略地介紹之中，大概可對心態史此一研究趨向獲得一基本的認識。首先，筆者認為心態史之研究取向擴展了史家的歷史視野，傳統受到忽略的主題與範疇受到了重視，例如對於群眾心靈狀態世界的探索，注意到了歷史中常被忽視的「邊緣」社群團體，使這些無名的人在歷史的舞台上獲得了發言權。同時，除了更廣泛地就人類精神層次進行其冒險事業之外，更進一步邁入「無意識」與「想像」的心靈世界中，這些都大大不同於傳統的史學。其次，心態史家充分地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進行知識上的交流，使得歷史研究在方法與觀念上獲得了更新、注入了心血，有助於史家在擴展視野的同時，也有能力處理、掌握更深層的人類社會生活中的現象。而此一探索人類精神面貌的科際整合傾向，也是年鑑不同於其祖先的最大特色與優勢。然而，心態史家到底如何形成其對人類心態研究的歷史解釋呢？其反應在歷史寫作中又有何特呢？在下文中，筆者將藉由布洛克《國王神蹟》一書所呈現的歷史解釋模式，進一步更為具體地探討心態史各面的問題。
年鑑學派作為一個革新西方傳統史學的勢力，在歷史研究的主題、方法與思想各方面都作出了具有典範性的貢獻。在這諸多貢獻之中，年鑑學派在文化史、思想史領域的研究，所提出的心態歷史之研究途徑、解釋架構與歷史觀點，是極具價值與影響性，且是值得效法的。從若干論述年鑑學派的專書中關於心態史方面的介紹，雖足以提供筆者關於心態史研究在發展脈絡、主要著作內容與特色方面的輪廓，卻不足以讓筆者建立有關心態史研究之方法、意義等較為具體而深入的理解。因此，筆者下文將以布洛克《國王神蹟》之研究，作為對心態歷史更進一步之理解與認識的起點，並期望藉此研究，建立對布洛克的歷史思想與方法之初步認識。
布洛克乃年鑑學派兩位創始人之一，其歷史思想除具有奠定基礎的意義，他和費夫爾所草擬的藍圖，也對其後繼者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44 第二代的大師布勞岱爾曾說，費弗爾與布洛克在 1929-1940 年間已經建立了所謂年鑑的典範 (paradigm) 。此外，第二代年鑑史家在概念上並沒有比第一代有更多的增補。45 就社會史研究方面，布洛克在中世紀的封建制度、農村史、農民史研究等各方面之論述，尤其《封建社會》、《法國農村史》 (French Rural History)46 兩部巨著，仍是相關領域中為今日歷史學者所推崇的經典性詮釋，且奠定了在此一相關領域研究取向與主題的基礎，影響後世至深。就心態歷史的研究而言，布洛克在《國王神蹟》一書中的研究所定下的方向，同樣的佔有先驅者的地位。他在心態歷史研究的觀念及所設定的綱領與方法，對後世的年鑑學者產生了極大的影響。47 此外，還對非年鑑學者如傅科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伊里亞斯等人具有啟發的作用。48 換言之，布洛克以《國王神蹟》一書，奠定了他在心態史研究的先驅地位。例如勒費夫爾有關法國大革命「恐懼」的研究，其關念即部分參考布洛克有關「謠言」的研究，49 又如杜比也承認他與布洛克的師承關係。50 若干中古史家如 Percy Ernst Schramm 、 Ernst Kantorowicz 和 Bernard Guinee 在布洛克的引領之下，也以一種政治心態的描述、神祕的王權概念、豐富了中古的政治史。51 此外，這部著作對於後世的影響之一，主要是因為他在此書當中，揭櫫了「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取向，廣受歷史人類學與歷史社會學家所討論。52 由此觀之，布洛克之貢獻與意義不僅表現在其作為年鑑的創立者的身分上，還表現在其對年鑑學派研究取向、方法上的影響。基於此，筆者在本文當中將以布洛克《國王神蹟》一書及其歷史思想，作為理解年鑑史家從事心態史研究之歷史解釋的特色，並指出其若干的缺陷。
《國王神蹟》全書之主旨，在於論述中古十世紀到十八世紀期間，流行於法、英中的一種普遍心態，也就是人們普遍相信經由國王的「御觸」 (royal touch) 可治癒因「國王的邪惡」 (King's Evil) 所引起的皮膚病 (scrofula) ，並論述此種心態的發生、發展與衰落的過程。53
從本書的導論，概可從中窺探布洛克從事此書之主題研究的動機。布洛克在《國王神蹟》一書中自言其所致力從事的是，對真正的、廣義的歐洲政治史的一項貢獻，對布洛克而言，這是一項什麼樣的貢獻呢？它不是關於行政、司法與經濟體系之運作的研究，而是在於了解過去朝代中長期支配人類的「精神」。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呢？布洛克在導論已明確的告訴讀者，這樣的精神便反映在一般人民具有「國王具醫治疾病的神奇力量」的概念。同時，它也反映了人民對國王與王室之「神聖性」的概念。布洛克認為這一種心態的呈現，反映了自古以來人們對「王權」神秘力量之迷信的一種「集體意識」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一種意識的趨向 (tendencies) 。54
這樣世俗國王之神聖性的「普遍意識」 (popular consciousness)55 在中世紀從未失去它的活力，而這樣的活力，使得它得以在與反世俗君王的教會人士如格列哥里七世 (Gregory VII) 等人的對抗中獲得勝利。56 並且，經過中世紀基督宗教的塗油 (anoint) 與教皇的「加冕」 (crown) 等「神聖化」 (consecration) 的儀式，使得「王權」之神聖性蓋上了「神的印記」 (divine seal) ，而使「王權」神聖性的概念，更趨穩固而深刻地深植於人民的「心靈」之中。57 換言之，自古以來國王具神聖性的概念，加上中世紀特殊的環境背景，也就是當時基督宗教中「塗油」等儀式之神聖化的過程，使得「國王擁有醫治疾病的神奇力量」的概念得以深植於人民「普遍的心智與靈魂」之中，同時國王也由此獲得人民更大的忠誠與政權的鞏固。58 同樣的，「御觸」此一信仰衰落的原因，除了英、法前後在十七世紀、十八世紀所發生的政治革命之外，最重要的因素還在於十七、十八世紀的知識分子積極地從心智上，排除世界秩序中「超自然」與「專橫」的因素，並同時建立「純理性」的政治體制。如此，使得「御觸」的儀式，逐漸地從法、英兩國的「政治舞臺」上消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它」從未從普遍的心靈 (popular mind) 中消失。59
筆者發現，布洛克在《國王神蹟》一書之論述中，他除了處理上述心態之起源到衰落的演變之外，更試圖指出十世紀以來到十八世紀之後，歐洲人在心態上從「非理性的」到「理性的」之轉變。前者指的是在「御觸」習俗的起源時代以來，人們所呈現的一個非理性的心理體系，60 人們崇信超自然的力量。後者指的是「御觸」習俗在衰微時期，哲士呈現了對理性之追求的心態，將超自然的崇拜斥之為迷信。61 換言之，他在此本書中同時注意到人類心靈中的理性與非理性因素，並強調兩者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影響，此可謂本書的一大特色，而這樣一種強調人類理解其所處外在世界之思維模式轉變的觀點，實際上乃受到了李維布留爾《原始思維》一書之影響。
布洛克在探討人們相信「御觸」之現象的起源、發展與衰落的發展外，還同時企圖用此現像來解釋歐洲「王權」的觀念。如此，關於王權 (royalty) 對一般人所具現的神秘魅力，便成為作者在進行論述時的主要概念之一。62 因為，布洛克認為深植於人民心靈中「王權」神聖性的印象，乃構成「御觸」此一現象的主要因素，也呈現了十世紀至十八世紀人民的心理結構；也就是說，人們關於國王神聖、奇蹟般特質的概念及儀式本身，乃是此一時期基本的心理狀態 (essentially psychological) 之寫照。這種心理狀態本身，即對國王或王室之神聖性的概念及其崇拜的行為與態度，乃是一種「集體意識」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的反映。布洛克甚至認為，這樣一種心理狀態，其持續性的影響力，一直到新的政治、宗教狀況之時仍發揮其效力。布洛克在他的另外一部著作《戰爭回憶錄 :1914-1915 》 (Memoirs of War: 1914-15) 中即指出，中世紀對王權的奇蹟 (royal miracles) 的態度，同樣出現在 1914-1918 期間士兵與人民的心理中。63 基於此，布洛克認為「王權」此一概念的歷史，支配了整個歐洲體制的發展。64 因此，在布洛克的研究中，「御觸」此一行為與現象，同時反映了長期以來歐洲人對「王權」與人民對國王具有醫治疾病之神奇力量所具有的集體意識。布洛克在書中的導論部分即提到了，過去史家在從事國王神力的研究時，竟無一人提出「御觸」與「王權」觀念及其關係的討論與解釋。他認為不論對王權或國王神力的研究，都不可只進行單方面的敘述，光從政治體系之運作與社會、經濟之組織的角度來看國王的神力與王權的觀念，而不分析「長期支配人類行為的精神、傳說與信仰」與王權的關係，將不足以達成對上述歷史現象的理解。因此，在他看來，「民間傳說」比一切政治理論都還要好，因為從前者，吾人可經由觀察「圍繞在國王周遭的超自然氛圍」，進而對「王權」達到「真正的、廣義的理解」。65 總之，布洛克企圖藉著法、英一項長達八世紀的宗教心態與行為，去描繪這一段期間的人們在心理上的特徵，並為歐洲的政治史作出另一種觀點的詮釋。
由此觀之，布洛克企圖建構集體心理 (collective psychology) 與王權之間內在相互依存關係的「解釋」中，實反映了他欲建立對心態史的一套解釋方法。更重要的是，布洛克認為這些集體的概念本身影響及於整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從而表現出來一個特殊的「文明」狀態。66 正如他曾說過的一段話：「社會現實是統一的。如果人們不把一種制度與其同時代心態的各種精神的、情感的、神秘的主要潮流相聯繫，人們將不知如何了解這種制度。」67 ，這樣一種藉著描述人類實際行為背後所呈顯的心態，以建構某一長時段文明狀態的研究方式，一反傳統思想史、政治史強調「人為抽像化」理論的研究取向，可說是布洛克著作歷史的特色，這個特色則同樣出現在他的另一部經典之作《封建社會》之中。68 雖然布洛克在文中很少提及「心態」一詞，69 但是類似的字眼如「心靈狀態」 (state of mind)70 、「心靈態度」 (attitude of mind) 、「集體意識」、「普遍意識」、「集體概念」 (collective ideas)71 、「集體信仰」 (collective belief)72 、「集體意見」 (collective opinion)73 、「公眾意見」 (public opinion)74 等詞彙卻經常出現在《國王神蹟》的論述過程之中。因此不論從布洛克著作的動機、歷史的解釋，或從他所採用的若干主要觀念、字眼等概念工具 (conceptual tools) ，都可明顯的呈現出所謂「心態歷史」的基調。
然而，布洛克似乎仍不滿意於上述的解釋觀點，他更進一步從現代「醫學」的角度，提出他對於「國王神蹟」的批判性解釋。布洛克在《國王神蹟》一書當中的論述，不但呈現了一古老儀式的興衰，更展現了一個由集體概念和國王的神蹟所揉合而成的一個「心理的合成物」 (psychological complex) 。在這個合成物之下，使英、法的國王得以宣稱他們具有創造神蹟的力量，同時也使人民滿心狂熱地相信「國王神蹟」。但是，布洛克並不滿於這樣的解釋，因為它仍存在著若干問題：如果上述人們所信仰的概念只是一種幻想，它如何在真實經驗的驗證下還得以生存？換言之，國王是否真的將病患醫治好了？若否，人們又如何說服自己相信「國王神蹟」呢？因此，他在本書的最後一個部分，仍試圖為這個「心理的合成物」探求一個更深入且符合理性的解釋。75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布洛克在經過前人著作的比較與分析後，得出了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他認為，「御觸」本身乃「想像力」的產物，是一種「心理治療」 (psychotherapy) 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它使人們從「御觸」儀式神聖性的景觀中，獲得了振奮與希望，最後使自己置身在可被治癒的情境之中。由此，布洛克認為不可忽略了「集體幻想」對人類社會、歷史的影響力。就第二個問題言，根據若干資料顯示，許多人在經過「御觸」之後，皮膚病並沒有被治癒。但是，這樣的狀況並未造成人民的懷疑，反而形成另外一種迷信，即認為病患要經過多次「御觸」之後病才會治好。或者，只能怪罪病患自己「教養不良」 (ill-bred) 或缺乏虔信之心，而使「御觸」發生不了效用。總之，在一種類似宗教式的狂熱驅使下，人們並不在乎成功的比例，只確信他們的國王是神聖的，也只有國王才能治癒「國王的邪惡」 (King's evil) 。76
但是，何以有些人在經過「御觸」之後，馬上得到醫治，而有些人並沒有馬上得到醫治、或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病才逐漸好轉？以及為何有些人必須經過多次的「御觸」病才會好？根據這些問題，布洛克從醫學的觀點提出了他的解釋。他認為會有上述這些現象的產生，都是由於「肺結核腫瘡」 (Scrofula) 本身並非是一個短期可治癒的疾病，它病發的時間，有時會很長，有時則很短；腫瘡有時會自己就消失了，有時又會復發，而這樣的症狀又經常會周而復始好幾次；所以，它常常被誤認為已經被治好了。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的病會馬上得到醫治，而有些人就必須經過多次的「御觸」或經過很長的時間才會痊癒。換言之，由於在當時確信國王的神聖性及其「超自然」根源的普遍意識之下，人們並不會像現代人一樣從「自然法則」的觀點去分析「國王神蹟」，因此而在一個「集體錯誤」 (collective error) 的狀況之下，使得「國王神蹟」的信念，牢固地縈繞在廣大人民的心靈之中。77
綜觀全書，布洛克企圖藉「御觸」此一長達八個世紀之儀式的興衰發展，從中描繪其中所彰顯的集體心理或信仰體系，並同時說明「王權」的觀念。此外，布洛克在處理上述三個主要概念或問題時，還企圖從同一長時段的歷史趨勢之下，彰顯三者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interdependencies) ，78 最後，更在結論部分提出了他個人所謂批判性的解釋，並再此強調人類的心靈或意識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影響力。由此，布洛克不但繼承了米敘烈所言的「歷史家的責任，在於理解並描寫人在歷史中所呈現的『普遍氣候』 (common climates) 。」，更開啟了年鑑學派從事心態史研究的風潮。總之，布洛克從心態的角度所進行的論述與解釋，正是《國王神蹟》一書的主要特色。
布洛克《國王神蹟》一書的特色，除了表現在其群眾宗教心態的解釋觀點之外，還表現在方法上「比較歷史」與「問題史學」的運用。79 然而，本文的關注的焦點乃在於布洛克在《國王神蹟》一書的論述當中如何達成其宗教心態的歷史解釋？換言之，心態史的歷史解釋與寫作表現出何種特色？筆者認為，布洛克在《國王神蹟》中所呈現出來的從社會實體到心理實體的解釋模式、科際整合的傾向、長時段的時間架構、史料運用範圍的擴大等方面的特色，乃構成該書解釋架構、模式的主要因素。因此，下文筆者將以布洛克《國王神蹟》為中心，輔以年鑑若干心態史家之歷史著作與觀點，進一步具體地探討心態史歷史解釋之特色的意義，及其如何構成其一整體的歷史解釋模式。
首先，談及布洛克在《國王神蹟》一書中所呈現出的社會整體的解釋架構與科際整合的取向。布洛克與費弗爾從事歷史研究，一向倡導歷史學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如社會學、人類學、人文地理學在觀念與方法上的交流。因此，其著作如《國王神蹟》、《封建社會》與《法國農村史》也都明顯呈現出科際整合的特點，他尤其受到涂爾幹學派如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與霍布瓦克的深刻影響，使得其歷史著作呈現出濃厚的社會科學取向的歷史研究，甚至被後世學者稱為「歷史社會學」 (Historical Sociology) 的先驅之一，並與二十世紀的德國社會學家伊里亞斯 (Norbert Elias) 相比擬。80 這樣一種「科際整合」的研究取向，主要是受到貝爾的啟發與史特拉斯堡鼓勵學科交流的學風所致。81 後來，也成年鑑學派從事歷史研究的主要特色。其次，科際整合的訴求與年鑑史家對歷史之意義的革新、研究主題的擴大有密切的關係。
布洛克在《國王神蹟》一書中致力於探討宗教、心智態度與社會實體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而不探討其因果關係。82 由於他所探討的主題是國王「御觸」，以及此主題下人們所呈顯的集體心理。因此，他認為必須探討的問題是，當時代的社會環境下，如何形成這樣一個心態，換言之，他所要探尋的是，在當時的社會實體與集體心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如此一來，在進行社會實體的描述時，同時也將一心態予以「具體化」 (incarnation) 了。在一篇有關中世紀農民心態的論文章當中，布洛克即嘗試從自然環境、土地耕作耕作與技術形式、社會結構之相互關係的解釋，提供一個有關於群眾心態的解釋。83 同樣的歷史解釋模式也出現在《封建社會》當中有關中世紀群眾「感情與思想的狀態」一節中特別是有關時間觀的論述，布洛克即非常強調自然環境、社會結構與精神狀態之間的關係。84 而布洛克這一種強調人類生活中各層次結構的歷史解釋，被英國馬克斯主義史家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1917-) 讚譽為「社會整體歷史」的最佳典範。85
筆者認為，此種強調整體歷史的觀點，隨之而來的歷史研究主題、領域的擴大，促使了布洛克與費弗爾必須高舉科際整合的旗幟。他們一方面企圖從其他會學科借用或引進新觀念、方法，以應付愈趨擴大的歷史研究主題；另一方面，新觀念的使用可作為史家從事歷史解釋與分析的概念工具，以利史家能更系統地進行論證。以布洛克為例，他受到了涂爾幹與李維布留爾的深刻影響。從涂爾幹的思想方面，布洛克引進了涂爾幹有關社會、宗教方面之論述的概念如機械社會、集體意識、集體再現等；從李維布留爾方面，布洛克在《國王神蹟》中有關人類心態之理性與非理性狀態的分析，則明顯受到其《原始思維》的啟發與影響。
所以，讀者在書中常常可看到布洛克使用如「心靈狀態」、「心靈態度」、「集體意識」、「普遍意識」、「集體概念」、「集體信仰」、「集體意見」、「公眾意見」等詞彙。藉著這些概念工具的使用，布洛克建立了一個綜合了「水平面向」與「垂直面向」的解釋模式。「水平面向」指的是「全部」生活層面所呈現的集體心態之描繪，「垂直面向」指的是社會實體與集體心態之間的關係。在此一解釋模式之下，這樣一種致力於人類心態的企圖，不但擴大了歷史研究的視野，也反映了布洛克歷史思想的核心，即強調歷史研究的對像乃是多數的人及其所有的活動。86
而布洛克在《國王神蹟》一書中所處理的，便包括了社會中的各個階層的人，如國王、貴族、教士、醫生、文學家及一般平民，以及他們在政治、宗教、藝術、文學等各方面的活動。除此之外，布洛克還藉著對上述人所構成的一個心理圖像，進而將歐洲在政治、宗教、藝術等各方面的發展與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正如他在書中所說的，集體概念可影響及於整個社會的生活，並明顯表現出一特定文明的狀態。87 正如他在《史家的技藝》所言：「歐洲封建主義，乃源自於整體的社會情境。」88 。因此，在這個意義下的《國王神蹟》，它不僅是一部心態史，更可說是一部文化史的建構。至於，布洛克基於社會集體心理的注重，所提出的人類精神層面的歷史研究的取向，是否可算是屬於思想史的範疇？基本上，這個問題根本上牽涉到「思想史」或「觀念史」本身在概念上的界定，因此，要嚴格的區分思想史、觀念史、文化史的界限，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89 不過，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筆者認為，布洛克在概念工具與比較方法的運用，實際即構成了心態史或文化史解釋的架構，為年鑑心態史或者是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面貌與可行的路徑。當然，我們也可說它是思想史的研究，只不過跟所有法國心態史家一樣，他所關懷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一般人民的層次。90
從布洛克有關心態史的歷史論著中，我們發現了其強調社會整體的歷史觀察與解析的特點，也反應出其治史的科際整合的學思傾向。事實上，這樣一種強調社會整體的歷史觀點，不但可上溯至法國史學傳統中的米敘烈、古朗治，也可在年鑑後世史家的著作中被發現到。例如研究中古封建社會三個等級社會的杜比，在他眼中的社會各層面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即人類心態與社會物質生活、政治社會結構與文化之間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其次，社會群體也是杜比關注的焦點，這使得他特別注意某一個社會中若干特定之社會團體間的關係，由《三個等級︰封建社會的想像》與《騎士、女士與教士》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兩本書所處理的問題來觀察，特別顯示其對社會中群體的關注。在有關反省心態史歷史寫作的問題時，杜比特別指出，物質生活、社會結構與人類心態之間的不可分離與社會中的「群體」，乃是心態歷史寫作中最基本的兩個原則。91 事實上，從整體的角度觀之，心態史強調物質生活條件、社會結構與心態的三層次結構關係，曾經對年鑑本身的歷史寫作與發展產生了深刻地影響，直到晚近以來部份史家才放棄了對整體歷史的追尋，甚至產生出「破碎化」的趨勢。92
在引進社會學科的觀念與方法方面，布洛克與費弗爾兩位年鑑的創始者作出了積極的示範與提倡，而這樣一種路徑尤其呈現在第三代以後的年輕學者。例如夏提葉在《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一書當中即運用了社會學家哈伯瑪斯 (Jurgen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結構」與伊里亞斯《文明的歷程》中的「心靈經濟學 (Psychic Economy) 」理論，作為其解析法國大革命歷程的概念基礎。93 又例如奧左夫 (Mona Ozouf) 在其著作《節慶與法國大革命中》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中，則運用了涂爾幹與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有關宗教活動方面的理論，來進行其有關節慶活動的論述。94
由於心態史研究對人類所有活動與心理的整體的關懷，使得布洛克在援引史料時，也同時擴大了其取用的範圍，這同樣表現在布洛克《國王神蹟》一書的內容上。其次，心態史家運用史料之種類與範圍的擴大，正隱含一種有別於傳統的新的史料觀念。以下，筆者將論及布洛克與心態史寫作在史料運用上的特色。
布洛克在《國王神蹟》的論述中，採用的史料種類顯示了多樣性、範圍極為廣泛，正如他在《史家的技藝》一書所說的：「歷史資料的多樣性近乎無窮，人所說的、所寫的、所做的、所接觸的任何事物，都能教導我們有關他的事。許多人由於不熟悉我們的工作，以致低估了歷史資料所可能真正包含的範圍。」95 布洛克自然知道其研究主題所涉及的層面非常之大，單單官方或教會的檔案文件將無法幫助他描繪一個群體所展現的心態。荷蘭史家赫伊津哈在《中世紀之秋》一書從事有關中世紀布根第地區的社會與文化時，也感嘆官方檔案文獻往往無法提供可資史家觀察群眾情感、行為的材料，必須轉向文學、民謠、藝術、繪畫作品當中去捕捉當時群眾的心態。96 因此，由於研究主題及性質使然，布洛克除了宮廷的紀錄與文件之外，其取材還包括了醫學、神學與政治學理論的著作、小冊子、文學著作、聖經、宗教祈禱文、詩文、歷史著作、法律訴訟文件、信件、繪畫作品、錢幣等。布洛克認為，凡是人類所遺留下來的「遺跡」，都可能說出人類行為與精神狀態的意義，誠如他所說的「能教導有關他的事」。
除了在史料運用上表現了多樣性的特色，更重要的是，布洛克在應用史料時所表現的批判態度。由於布洛克認為對於歷史現象的理解，首要之務在於對史料文件進行仔細而批判性的研究。97 因此，在引用史料論述時，他會對所引的資料進行「比較」分析，以求得較為真確的內容。或者，他會對史料進行批判的工作，需要進一步解釋的史料，他會試圖去找出其繆誤，甚至企圖尋找其背後的真正意義，一獲得可靠的訊息。比如，當官方紀錄、文件與其立論相違背時，他並不急於放棄他的立論，他會從兩個途徑去解決問題。一、考證史料的可靠性，進行對史料時代背景的考察，分析史料是否因時代或地區性的不同，而在紀錄方式、內容上有所不同，以從中找出適當可靠的資料，並進行對資料的解釋工作。例如：他在描述「國王神蹟」的流行程度時，引用了官方的檔案紀錄的數字統計，發現了紀錄中的數字，呈現了有時高有時低的不規則現象。經過一番之考證，結果他發現，數字較少的時候正值國王出外征戰或旅行的時間，所以他認為數字之減少，未必就代表「國王神蹟」之沒落。98 二、質疑史料的可靠性代表性，「即使來源無可置疑的史料也不一定真實，吾人必需查驗史料騙局與錯誤。」99 在布洛克眼中，史料的意義與價值乃是史家所給予的，「史料在史家適當的詢問之下，才開口說話。」100 換言之，史家如法官一樣，必須對史料提出問題與質疑。如文件本身對史家研究的主題有何切題之處？又，文件是否可讓史家信任？在此前提之下，所構成的歷史才會更為可靠與真實。101
其次，布洛克在史料運用方面的觀念，最大的特色還在於，他非常強調史家必須讀出史料未說明的意涵，正如他在《史家的技藝》一書所說的 : 「我們可以偷聽出資料沒有說出的事情。」102 ，即使沒有官方紀錄或文件，也不可因此而卻步。換言之，任何可以表達出群眾心態的人類活動遺跡、證據，在史家的拷問與理解之後，總能成為正當的歷史寫作的材料。在布洛克的歷史思想中，史家與史料間的地位儼然已經互相置位，這也是他歷史思想的特色之一。103
由於處理主題的性質使然，心態史家不得不往非傳統、非文字記錄的人類遺跡中找尋材料。筆者認為，由於使用的史料種類、形質的擴充，使得年鑑史家必須借用其他學科知識，以資解讀陌生資料時所需要用到的專業技術，因而邁向了「科際整合」的道路上去。104
然而，在上述的史料種類之中，文學作品之引用經常容易引起部份論者的質疑。文學作品果真如布洛克所說的，可以呈現時代的心態氛圍？或者，文學作品本身想像的「性質」，是否可供史家使用？或者，與官方文件檔案比較之下，文學作品較容易表現社會的心態，甚至是著作心態史所不可獲缺的資料來源 (unavoidable kind of evidence) ？105 這些問題，是值得進一步思考與商榷的。不過，筆者認為，假若史家能在援引文學作品的同時，經過一番檢證的功夫，再進一步作出合理的解釋，在可以反映歷史的真實的狀況下，文學作品應該是值得史家使用的。另一方面，文學性、非文字史料的運用，其實隱含了史料觀念更進一步的一種革新，關於此點筆者將於本文第四部份進行探討。
《國王神蹟》一書之主題，在時間的向度上橫跨了八個世紀之久。布洛克在此，致力於描繪人民「集體幻想」的普遍趨勢，而此趨勢延續了長達八世紀甚至更長的時段。這種從長時期官觀察一社會機制之發展的觀點，與布勞岱爾所提出長試時段時間觀頗有相似之處。基本上，這也反映了布洛克對於「事件」因素的懷疑，因為他認為從事件的觀點來理解歷史是不全面的，它會忽略了許多社會創制所獨具的慣力與惰性。106 伏維爾將這種心裡的現象稱之為「心靈結構的惰性趨力」。107 換言之，歷史之中有許多的現象或人的心態，經常可持續發展綿延數世紀之久，看似「極為緩慢的變遷」或根本不變的歷史。本書所描述的「國王神蹟」之習俗，便屬於這一種緩慢發展的社會現象。
因此，在《國王神蹟》一書之論述中，布洛克經常強調，在中古時代具有一股普遍趨向的「心智習慣」，這種心智習慣，習於對人事物採取較為神秘、超自然的解釋，並且相信「奇蹟」。就是在這一種心智習慣之下，國王神蹟的習俗與君權神授的觀念，才得以長期存在於中古時代，並綿延至十八世紀，甚至對二十世紀的法國產生影響。總之，在《國王神蹟》一書中，布洛克不但顯露了他對於長時段歷史的觀點，在書中他也不只一次的使用「長期」 (long period)108 一詞。
強調長時段的歷史時間觀點，不僅出現在布洛克的歷史解釋之中，也呈現在其他年鑑心態史家的歷史寫作之中，而此乃心態本身的性質使然。比如在本文第二部份提到的費弗爾、杜普龍等人，即非常強調心態本身緩慢變化、不易變動性與惰性等特性，即使社會結構與經濟條件產生變化，人類的精神狀態、價值體系也不易變動。因此，在處理有關某種心態的主題時，就必須採取長時期的歷史觀察視角進行研究與分析，如拉度里、伏維爾等人的著作中，都呈現出長時期歷史觀點的運用。
從《國王神蹟》一書，吾人不但可以看到布洛克廣闊的歷史思想與視野，還可以從中獲致若干從事歷史研究的方法與特色。筆者認為，其從事歷史論述的敘述邏輯，呈現了「問題導向」的特色，比較方法則為其從事歷史分析與解釋的工具，對史料種類的廣泛運用與批判則為其從事歷史研究的基礎，而長時段的觀點則為其從事歷史觀察所採取的角度。但是，在布洛克上述心態歷史寫作特色當中，仍顯現出若干值得深究的地方。
首先，布洛克在《國王神蹟》一書建構了「集體心理」的歷史解釋架構，從群體之普遍意識的角度，呈顯中世紀西歐相信「神蹟」的信仰體系，以及在此體系之下的社會情境，同時描繪了歐洲在政治、宗教與文化活動的文明狀態。換言之，布洛克企圖從事於人類心態與社會實體間的相互依存的關係，並從中凸顯「集體心理」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在此解釋架構下，他藉由中世紀多數人崇信「國王神蹟」的現象與心態，為「王權」的神聖性提出了中古歐洲政治發展的另類解釋。此外，布洛克還藉由「國王神蹟」從中古到十八世紀的發展脈絡，指出從「非理性」到「理性」思考模式的轉移。值得注意的是，布洛克似乎認為由「御觸」習俗所呈現的普遍意識，其流行的程度與強度，已擴及到整個社會的全體，在這裡，上層的菁英分子與下層的一般人民的文化與思想似乎取得了聯結與調和。相對地，對「整體」的重視，是否忽略了個體的差異性？而兩者之間又將如何調和？心態史的研究取向，果能呈現人類「整體的」精神面貌嗎？布洛克及其心態史寫作所表現出的集體性的傾向，是否使歷史與歷史解釋本身只呈現出歷史現象的同質性 (homogenization) ，而忽略了其差異性呢？這些問題，仍猶待進一步的釐清。
其次，是關於史料運用的問題。不管是布洛克或眾年鑑史家，在從事所謂心態史研究時所運用的歷史資料，經常包括了若干非官方性的材料，例如宣傳小冊子、文學著作、聖經、宗教祈禱文、詩文、歷史著作、法律訴訟文件、信件、繪畫作品、錢幣、一般平民的遺囑等。上述種類的史料，引起了若干傳統與保守史家對其「真實性」與「正當性」的質疑。而針對布洛克的《國王神蹟》一書而言所引發的問題是，他如何解釋文學作品的可靠性與適當性？就心態史的研究而言，文學作品的運用是否正如伏維爾 (Michel Vovelle) 所言的是不可避免的？
其三，布洛克以集體心態的角度來看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否忽略或降低了政治、事件因素的重要性。換言之，「事件」本身在心態史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常常強調集體心理之重要性甚於政治事件，正是布洛克在《國王神蹟》一書所呈現的一貫論點。在他眼中，在「國王神蹟」發展史中，「集體幻想」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法庭上的法官，宣判了「國王神蹟」的死刑，而政治事件只是法官手中的木槌而已，甚至法官隨時都有可能改判，就好像「國王神蹟」之集體心態又將從歷史的潮流中顯露出來。因此，在布洛克眼中，「事件」所代表的意義是微乎其微的，此也是吾人必需進一步思考的面向。另外，強調「長時期」的歷史解釋架構，是否因而忽視或遺漏的歷史發展當中的「變遷」因素呢？事實上，這些問題也經常出現眾多論者對心態史的批判當中。109
在前述有關布洛克《國王神蹟》及心態史歷史解釋的探討基礎上，在下文中，筆者將指出，面臨心態史所隱含的若干歷史觀念的缺陷，若干年鑑史家如何從理論層次上嘗試修正並補充心態研究的不足之處。當然，在探討過程中，其介紹性的成份居大，筆者僅僅企圖從中點出若干值得探討的觀念，至於如何解決上述若干的問題，其所涉及的層面的深與廣，將不是本文所能夠含蓋與處理的。
從對於布洛克的探討中，我們可以看到心態史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菁英文化與俗文化 (popular culture) 之間的關係為何的問題，這不但是心態史歷史寫作所遭遇到的困難，它也是從事文化史寫作、甚至是思想史寫作所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事實上，這一個困難本身它也牽涉到了一系列複雜難決的問題，如俗人的 (popular) 的義涵所指為何？而其義涵實質上則呈現了多樣性，比如說 (popular religion) 是指農民的宗教，還是指被統治者的宗教，抑或是所有俗人的宗教？又例如俗文學 (popular literature) 是否提供了閱讀材料給農民社會？是否提供了作為識字人與不識字之人之間的公共媒介？或者，它是否意指了全社會所共享的？總之，難以從一系列的主題與行為中，呈現出一個具有整體圖像的平民文化或俗文化。另外一個由於心態史研究所引發的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平民文化或俗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它的根源為何？它是平民所發明創造的？抑或是知識份子根據俗文化為材料的再創造？
法國年輕一輩的年鑑史家夏提葉 (Roger Chartier, 1945-) 認為，以上所述之問題都是次要的，他認為最要者在於︰如何解決不同文化層次結構如何交叉會通在一起，而形成若干集體的行為、表象與文化產品。他也認為，這同時是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研究所必須面臨的問題。換言之，文化史研究所必須克服與面臨的問題是，菁英文化與俗文化如何形成一個人類心態與精神上的混合物（合成物）。110 同時，菁英文化與俗文化之間的關係又如何呢？
關於上述的問題， Mikhail Bakhtin 在《拉柏雷及其世界》 (Rabelais and His World) 一書中的部份論述文字值得注意。他在說明拉柏雷與民俗文化之間的關係時，他如此描述︰「他的著作是民俗文化的百科全書。」111 他認為，在文學或學術文化的著作上，俗文化展現了其最大程度的一體性，並且顯示了俗文化自身的根源；換言之，俗文化乃根源於菁英文化，或者菁英文化乃是俗文化的「原型」 (matrix) 。112 卡羅金茲柏 (Carlo Ginzburg) 則認為，一般平民可經由書籍以及他們對書籍的詮釋，而使菁英文化的思想因素「滲透」到一般人民的思想當中，甚至更進一步進行再創造的過程。然而，金茲柏的論點仍有漏洞，也就是一個一般平民如何去讀懂書籍甚至詮釋之呢？
有關菁英文化與俗文化之間關係的探討，還可以從「創造與消費」 (creation and consumption) 與「生產與接受」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的角度來思考。文化消費者的思想，是否能與思想的發明者融合在一起？思想的本質意義，乃完全獨立於使用它的社會群體與個體嗎？關於此問題，瑟陶 (Michel de Certeau) 認為，文化或思想的「消費」本身，即是一個「生產的過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消費者所形成的表述與作者的原意並不互相一致。113 換言之，一個文化產品如思想、書籍或工具的意義，乃表現在消費者使用產品的方式上，也就是消費者創造與在創造了產品的「意義」。如此，思想與文化的生產者、創造者與消費者、接受者之間並非二分法的世界。由此，我們似乎尋找到菁英文化與俗文化之間關係的一個可能的詮釋角度，也看到兩者之間互相「交流」的可能情況。
其次，從事心態史研究或文化史研究，所必須面臨與解決的另外一個困境是文本 (text) 的真實 (reality) 與虛構 (fiction) 的問題。由筆者從布洛克的探討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傳統史學所忽略甚至排除在外的史料證據被大量運用在心態史的歷史寫作之中，諸如遺囑、帳本、信件、日記、教堂人口登記簿、法庭訴訟記錄、商業單據、文學作品等等，而這些證據本身尤其是文學作品本身經常遭受到是否具真實性可靠性的懷疑。關於此，新世代的年鑑史家如夏提葉試圖從後結構以來新的歷史理論與觀念中取得解決之道，而此一解決之道似乎正顯示出一種新的史料觀念的出現。
依據瑟陶之說，文本的意義乃是由讀者所建構者，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發明了若干不同於文本原來所意指的意義。114 其次，從文本的類型區分來看，檔案文件 (documentary text) 與文學作品 (literary text) 兩者的價值並無分殊，因為不論任何文本的建構，都是寫作者從事寫作時的推論模式與思想類型的產物。換言之，文本所建構的實體或真實，並非真正的實體或真實，而是人們所認知的實體或真實。文學性的文本是如此，檔案性質的文本亦復如此。而心態史所企圖建構的並非真實的實體，而是人們所認知的那個實體，因此，即使如文學性的作品，仍可資史家從中獲得當時之人所呈現出的認知與意向。換言之，史料是否能呈現出原來那個客觀的「實體」並不重要、也不可能，重要的事史家如何去面對文本本身。如此一來，似乎克服了有關文學性史料的正當性問題。115 關於心態史歷史寫作在史料運用與歷史真實等觀念所表現出來的新意，荷蘭史學理論家安可史密斯 (F. R. Ankersmit) 有其獨到的見解，本文限於篇幅將不多作論述。
在本文當中，筆者探討了心態史歷史寫作在年鑑發展當中的意義、特色。筆者認為，心態史歷史寫作乃是在年鑑史家在前人米敘烈、古朗治的啟發與其本身對整體歷史之認識革新的狀況下所必然產生者。由於整體歷史此一理想的追尋，年鑑史家將歷史研究的重心轉移至社會、經濟與文化史的寫作，寫作的主題也從人類政治、軍事等行為的敘述，轉向對於人類物質生活狀況、社會結構與心態心理結構等範疇的探索，並著重於上述三者之間關係之分析。這樣一種在史學領域與主題的拓荒，直間促使了年鑑史家不但在客觀的心理上高舉打破學科界限的主張，也在歷史實踐的層次上引進、並運用諸如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觀念與方法，使得心態史寫作呈現出濃厚地社會科學取向。基於此，心態史具體且集中呈現了年鑑史學企圖建構「整體歷史」與從事「科際整合」的革新意義與特色。
其次，本文藉由布洛克《國王神蹟》一書當中具體的歷史實踐，進一步討論了心態史歷史寫作的特色與若干問題、缺陷。心態史歷史解釋的第一個特色即強調社會整體結構關係的歷史解釋模式，在整體追尋之下，心態史家在理史寫作上呈現出對於群眾物質生活、社會群體、精神狀態等人類群眾生活經驗三層次結構相互關係的注重。甚且，也同樣基於客觀歷史研究方法與觀念上的需求，呈現出科際整合的特色。第二，由於處理的主性質使然，使得心態史家以長時段的觀點從事其歷史的觀察與論述。其三，基於主題範圍的擴充，使得心態史家運用史料的種類、性質更趨多樣化，同時其中更隱含了史料觀念的革新。
然而，心態史的歷史寫作仍然引起了許多的批評。除了前文所探討的有關文化史寫作的問題、史料運用所引起的認識論上的問題之外，由於寫作主題的生活化，卻反而遭致論者所批評的「破碎化」的缺陷，並認為此一缺陷使得年鑑史家逐步遠離了年鑑學派企圖追尋「整體歷史」的初衷。116 雖然年鑑新生代史家企圖從理論、方法的層次嘗試修補心態史的缺陷與反駁來自論者的攻擊，呈現出理論化的趨勢。然而，卻無法迴避破碎化所引起的爭議，而此一方面的問題也仍值得更深入地探討。
然而，筆者必須坦承的是，限於篇幅與筆者的能力，並無法全面性地對有關心態史寫作諸多值得注意與思考的面向進行探討。除了上述所謂「破碎化」的相關問題，許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面向仍很多。例如，心態史所遭到批評除了對於歷史中事件與個人的忽略、缺乏對社會變遷的探索之外，也忽略權力關係的探討。
面對心態史歷史研究的問題，勒高夫曾經感嘆道︰「我們應該復興或者應該埋葬心態史呢？」筆者卻認為，值得挖掘的寶藏仍然非常豐富，猶待論者持續不斷地努力。
（輔仁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 回目錄 | 前一篇 | 下一篇版權所有 © 2000-2012 歷史：理論與文化編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