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xii+648 pp.

本文所要介紹與評論的是納維克 (Peter Novick) 《高貴的夢想：「客觀性問題」及美國歷史專業》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以下簡稱《高貴的夢想》) 。首要說明，本文並未就《高貴的夢想》一書內容作詳細敘述，旨在於直接點明此一書的要旨，以便讀者往後自行閱讀時，不會僅就本書細節的探討而失去納維克著作本書的意旨。

本文寫作，共分四部份，每一部份自成一論述。第一部份，簡要說明《高貴的夢想》一書的寫作形式與意旨。第二部份，說明歷史知識論的建立，以及歷史專業社群的建制，是與「客觀性」 (Objectivity) 有複雜共生關係，間接說明本書內容，即圍繞於此而論述。第三部份，說明幾位史家在面對歷史知識「客觀性」的危機時，如何處理挽救這「客觀性」基石，本段落採取哈廉 (David Harlan) 的論述，¹ 以與納維克的處理方式做一對照。第四部份，說明史家對於歷史知識「客觀性」的堅持，部份基於「客觀性」作為對「價值」 (value) 的保証，然而，納維克在本書，顯然地是，不再堅持維護「客觀性」的存在必要，其意旨在於使歷史知識有更多可能性。白話地說，唯一真理的去除，多元真理的可能性乃能開展。

一

作者以「客觀性」議題做為本書一指示 (instrument) ，而不是做為一種宣言 (confession) ，來重新編纂美國百年以來的史學發展，實際上也直指了歷史知識的本體論問題。因此，本書不僅是身為專業史家的納維克，敏銳的抓住十九世紀末以來，專業史學的立基點—客觀性—做為本書的主題，也是對於一九八０年代開始，後結構主義者 (post-structuralist) 對歷史「客觀性」的攻擊，所作的回應與反思。

本書除了導論之外，共分為四部份：〈立客觀性為王〉 (Objectivity enthroned) ：探討客觀性能被建立的理由及其與美國史學專業化形成的關係；〈圍攻客觀性〉 (Objectivity besieged) ：解釋二十世紀美國史學產生相對主義的文化、社會、政治背景，及諸多位史家捍衛歷史是客觀的各種說辭；〈重建客觀性〉 (Objectivity reconstructed) ：重建一個較新且符合客觀性的綜合法；〈客觀性的危機〉 (Objectivity in crisis) ：一九六０年之後，美國社會呈現出的困惑 (confusion) 、對立 (polarization) 、不確定 (uncertainty) 的情境，歷史客觀性顯得更令人質疑。縱觀本書，簡捷扼要的綱目，並以編年方式進行，如一次大戰前後、二次大戰前後、冷戰時期、越戰、一九六０年代及其之後，誠如海克斯特 (J. H. Hexter) 所言，在此一世界歷史的架構下，是一幅大寫歷史 ([H]istory) 。² 其次，本書幾乎囊括美國史學近百年來的專業史家（可謂是一本關於美國史家的百科全書），以及專業史家對於「客觀性」議題的意見 (opinions) ，顯現出納維克對於文獻史料掌握充份的能力。

讀者亦可自本書清楚辨識到，史家在不同時期基於各自政治、族群、地域或性別等立場而對歷史事件有不同解釋，因此，隨著時間的直線發展，總有同一歷史議題的詮釋被後來的史家予以修正，甚而推翻。讀者自可在本書中辨別與思考有關客觀性的問題，相對的，也不禁質疑著，歷史事實的客觀真理僅能在某一時期或某同一 (identity) 社群中獲得共識，逾過此某一時期或某同一社群，就有不同解釋。歷史事實的客觀真理不僅無法被永恆所定奪，相反的是，歷史事實的客觀真理僅存在於短暫與偶然。其次，本書是透過對於歷史議題的討論，以編排史家主體 (subject) 的認知行為與歷史思考。納維克試圖在書中編排史家對於「過去」歷史事件的解釋，因著不同時間的文化社會背景而呈現解釋的多樣化，以呈現歷史思考的多元，也藉之說明史家的思考方式總是深受歷史環境的影響。因此，本書易予讀者留下歷史相對主義的解讀，這部份可以解釋為是納維克作為一非客觀主義者 (a-objectivist) 而書寫出來的結果。

不過，在此書值得讀者深思的一點是，史家往往以為有「客觀性」基石的保障，而不認為自身的的政治社會立場會左右個人的意見，以至假「專業」、「客觀」之名強壓、排斥他人論點。例如本書在細說冷戰時代，一些史家因政治立場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時，包括政治人員、學者以及學校行政人員都參與這場「壓迫」，造成學術界的極右傾向，可謂史學專業社群假「客觀」的科學之名，行使權力運作。此外，納維克於本書中描述史家，有因個人偏見而左右了他人學術發展，荷林葛 (David A. Hollinger) 戲稱此為八卦 (gossips) ，然不也點明了學術與政治，常在專業間同時相結合底被執行。

意圖於論述過程中保持中立 (neutrality) 態度的納維克，史家海克斯特認為納維克以「以色列國土上沒有國王」 (There was no king in Israel ，引自《舊約‧聖經士師記》) 作為本書末篇的章節名，是帶有悲觀的論調，然而此翻解讀不僅受到梅驥 (Allan Megill) 的譏刺，納維克本人也否定。此外，諾維克也反駁荷林葛所以為的，這句話是帶有天啟 (apocalyptic) 的。事實上，這句話影射當前史學解釋的片斷化 (fragmentation) ，及無法將歷史綜合 (synthesis) 為一「整體故事」 (full story) 的事實，也就是梅驥所言的，大敘述 (grand narrative) —不再能被敘述。《高貴的夢想》一書的第四篇共四章 ( 史家梅驥最為推薦的篇章 ) ，即是就當前史學界現象作一追溯，說明自冷戰、一九六０年代起，史學家的多元立場，是使歷史解釋多元化、無法綜合的起因，普世單一真理受到族群、性別、宗教、國家、區域與意識型態多元價值的挑戰，其次，後結構主義對於歷史能否有「客觀性」可能的攻擊，不僅使歷史這門知識的科學性受到動搖，也使依賴歷史專業社群所保證的一致性底歷史解釋，面臨瓦解。本書以回顧的 (retrospective) 方式，綜合百年來史家對各種歷史議題的討論，³ 例如以南北戰爭歷史議題，就不同的歷史文本編排出一歷時的脈絡，使讀者可以比較各文本的觀點的差異，是一種文本互為參照的作法，可謂提供了一種史學史的寫作方式，因為文本的差異，說明歷史學的進展；但是，從另一方面而言，本書以「客觀性」為名，卻也反諷的証明「客觀性」的不可能。既然歷史「事件」本身因歷史的解釋而有了歷史性質，歷史知識的基石—「客觀性」—不再是穩固的，歷史知識走向相對。規訓的歷史思考與規訓的歷史寫作，也就不再能宣稱，其對過去提供實在的寫實揭露或呈現所具有的科學性質。本書可說是，納維克站在當下取向 (presentism) 來解讀、處理歷史知識。

二

統治歷史學科這頂「客觀性」王冠，源於十九世紀科學知識的絕對勝利，促使各學科，包括歷史這門知識，也以建立科學的研究方法做為強調自身科學性的保障。其知識論是洛克先驗主義，強調主體與客體的相對關係。也就是說，對歷史家而言，「客觀性」意謂著相信有獨立於史家心智之外的一先驗過去實在 (a prior reality of past) ，也意謂著相信，歷史真實是作為符應 (correspond) 此一過去實在。而「客觀」也暗示著有相當些關於過去的「事實」 (facts) ，這些事實，獨立存在於史家心智之外，且能為史家捉住並無誤底被瞭解。一旦事實被瞭解，則無論史家是如何有其特殊視野或有任何詮釋傳統，事實都會為自己說話。⁴ 然而，「客觀性」在八０年代後不僅成為受爭議的概念，且史家也瞭解到，史家並非是站在一固定不變的點上瞭解過去，而是身在時間的變遷中，亦即史家也是具有歷史性，所以史家的觀點必是會受到歷史環境影響。因此，歷史知識論上的主體與客體問題，是身為讀者在閱讀本書的認知起點。

本書名《高貴的夢想：「客觀性問題」及美國的歷史專業化》，即是要說明「客觀性」與美國史學專業化建立過程的脣齒關係。「客觀性」是史家做判斷以及史學專業評價的指導原理；以「客觀性」為中心，而使專業歷史能冒險前進 (venture) ，冒險前進基於「客觀性」這塊基石而得以建成，「客觀性」也是使得冒險前進得以持續存在的理由。不管是對於史家而言或在史家作品中，「客觀性」一直是專業中最受讚美與褒揚的品質 (quality) ，而當吾人界定歷史學術是否是進步的（也就是說，是否愈加靠近過去客觀真實），「客觀性」即是一個重要的術語 (key term) 。⁵ 十九世紀末，美國的史學專業化建立過程，就是依存於此想法。

本書第一篇章就是在探討美國的史學專業化建立過程與「客觀性問題」逐漸糾纏為一複雜的共生關係。當在建立歷史專業化的歷史知識時，一有資格的社群 (communities of the competent) 及一標準化的技術 (standardized technique) 正是保障歷史知識是客觀性的基本。為避免所獲得的歷史知識是胡謅地、假冒地，一有資格的社群的共識是更能凌駕於個人權力、黨派，因此所探索到的知識，既是非個人性的，且是價值中立的。因此，吾人所探求的歷史事實是否是客觀真實的，則受過專業化社群的訓練，以及方法上是否符合標準，儼然成為判斷標準。方法上的共識雖先後受到科學相對論與社會科學方法的影響與挑戰，但歷史社群仍能維持對追求客觀真實的信心，直至八０年代後，後結構主義直指攻擊史學專業的核心—「客觀性」，加上受過專業訓練的學科人才，其多元性與量的增加，可說是挑戰百年前美國專業史學得以建立的根基。本書綜論美國史學百年發展，即是沿著此一脈絡敘述。

舉例言之，本書引文寫道：「……現存的專業化史學，有其行規上的特權、以及能使你獲得或失去人們信任的法則、和被崇拜的研究過程及論述的形式，對於這些事我都去做到以得到確信，並且避免做一些使我變得不可信及易受責難，及會使我感到困窘且不被人信任的事。」⁶ 明顯的是，懂得如何使其書收獲得學術社群肯定的納維克，是深諳專業史學規範的操作。就此而言，本書第一篇第一章，是以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培根 (Francis Bacon) 與福樓拜 (Gustave Flaubert) 代表史學、方法邏輯與藝術意圖成為一門科學的現象，因為近代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確實是十九世紀任何知識學科意圖仿效的。也說明，專業史學行規，依賴方法學上地操作，是企圖以技術宰制知識的取得。實際上，後現代主義者對於科學採取批判與否定，即基於此。

至於，將「客觀性」意旨援引於史家主體，則超然 (detachment) 、冷靜 (dispassion) 、中立與誠實 (honesty) ，就成為史家寫作所必須具備的特質，這既有道德性 (morality) 又有本質 (essence) 。但這意涵終究受上述所提的，主體的多元性而不可能。

三

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 如同二十世紀初相對主義 (relativism) 的懷疑論調，兩者同樣對「客觀性」提出質疑，差別在於前者是全盤否定歷史知識的客觀性本質。面臨後現代主義對歷史知識「客觀性」的挑戰，史家荷林葛 (David Hollinger) 、海斯凱 (David Haskell) 、克洛本柏 (James Kloppenberg) 、艾坡比 (Joyce Appleby) 及杭特 (Lynn Hunt) 和傑考 (Margaret Jacob) ，都意圖重新建構客觀性理論，然卻不成功。

荷林葛、海斯凱、克洛本柏，曾就三方面嘗試恢復客觀性概念。首先，將客觀性立基於專業的研究步驟中，主要是以孔恩 (Thomas Kuhn) 的《科學革命的結構》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一書為基礎，如荷林葛援引孔恩的「學科源型」 (disciplinary matrices) 和「學科共識」 (disciplinary consensus) 觀念來比擬歷史學專業。而海斯凱則擁抱孔恩對「客觀性」的定義，即由一特殊歷史的探究社群 (communities of inquiry) 建構、建立與證成一可視為正當的步驟。荷林葛與海斯凱都想要將歷史學專業視為一探究社群，透過社群所獲致的共識，以此挽救「客觀性」傳統概念。這方案基本上是承認，不同時期的社群所建立的共識是不同的，但共識的客觀性是基於社群所認同。顯然地，這項挽救方法仍因專業社群的社會多樣化，如黑人、女人、工人等主體位置 (subject position) 的不一，文化背景與視野也多元，終至無法形成一綜合的共識。關於這方面，納維克《高貴的夢》一書內文，也透露專業歷史學社群之無法建立方法上的共識，原因也是社會分化 (social diversification) 與文化片斷 (cultural fragmentation) 。

當上述挽救方法不成功時，另一方案則是基於歷史應作為一道德角色，乃試圖將客觀性比喻為與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有關聯的傳統與慣例。這個方案認為，整個大社會中的美德與傳統，是我們歷史與文化所允許傳承下，史家主體特質就能深根於此歷史文化。但是十八世紀初的柏克 (Edmund Burke) 是承認傳統的歷史偶然性，但海斯凱卻認為，若傳統與慣例能夠持久幾世紀，就證明了傳統是根基於人的本性 (nature of human) 上。然而，既使是美國獨立革命時所宣稱的自然權利，經由二十世紀多元文化世界人民的詮釋，也有所轉變。傳統的持久性是經不起跨區域的文化差異。

一九九０年，海斯凱在「客觀不是中立」 (Objectivity Is Not Neutrality) 一文中，認為「客觀性」寧是「對自我克服、超然、誠實與坦白最小限度的尊敬，以使智識社群成為可能。」⁷ 「客觀性」成為被期待而非被定義的術語。因此，嘗試將「客觀性」轉化為一般道德和美學上的義務，成為第三項方案。但即使如此，海斯凱仍想追求較完全底 (more complete) 、較優底 (superior) 陳述，說明了其內心對於沒有基礎 (foundation) 的懼怕。荷林葛、海斯凱、克洛本柏三人都是想為歷史知識保留一穩固基點。然而就如費雪 (Stanley Fish) 所言，「一旦開始了反形式主義的路，就沒有可停之處。」⁸ 意思是，史家要不堅守固有陣地，不放棄對於「客觀性」作為歷史知識底基石的信心，一旦有所動搖，則仿若走上走下坡的滑道中，一路只能滑底了。

《歷史的真相》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三位史家作者艾坡比、亨特及傑考，則建議歷史寫作應如同團體活動，是共享事業的學術社群，也就是認為，歷史學社群不再是基於「客觀性」基石而組成一團體，未來學術社群是基於「共享事業」 (a shared enterprise) 的基礎上建立出共識。其次，她們仍冀望有一共同認定的集體歷史，並認定美國本身即是代表一些政治價值，如個人自由優先，而這具有的實用性，也可用來為歷史下定義。類似這種意圖挽救客觀性的方案，仍是反諷性質的。

美國哲學家羅逖 (Richard Rorty) 則建議史家可定期開會，如同在波斯市場議價一般，每年史家透過公開會議，基於可能是相似的信仰而與其它史家討論。不過，羅逖進一步的建議學者們，應以作為一個反諷的自由主義者 (ironic liberalist) 自居，也就是不認為有一絕對價值的存在，而每一次的「共識」的獲得，都是暫時的。羅逖的意見，可以說是完全地接受後現代對於一個穩固基礎的放棄，而這是海斯凱等人無法接受的途徑。

納維克想表達的是，史家思考過去歷史時應接受採取多元視野 (plurality perspective) 。⁹ 當「客觀性」不再是史家追求的最高境界與唯一，而史家也能將視野轉到其它學科，透過與其它學科的對話，而瞭解學科之間的不同思考方式。此書目的，也並非想為客觀性下一明確的定義，關於「客觀性」，納維克在導論提及：「歷史客觀性並不是一個單一的觀念，而是一大堆零散的假設、態度、渴望及討厭的事物。哲學家蓋里 (W. B. Gallie) 說的最好，他稱客觀性「基本上仍是爭議的概念，就像『社會正義』或『引導至基督教生活』一樣，其真正的意義永遠都在被討論」。¹⁰ 「我不認為歷史客觀性的觀念是真或假、對或錯：我發現它不只是值得爭議且令人困惑。……。似乎對我而言，說一個歷史作品是否客觀是件空泛 (empty) 的觀察」。¹¹ 納維克接受了後現代主義者對於「客觀性」的質疑，不再以追求「真實」作為歷史寫作的理想。《高貴的夢想》一書，透過敘述每一歷史時期的的史家們不間斷地為同一歷史議題，不斷辯證、不斷尋找新史料、新方法，以求更加接近「客觀性」理想，也導致不斷推翻 ( 或補充 ) 前期史家的歷史詮釋，而歷史知識不也就是因此而得以被建構嗎？同一歷史議題正是透過每一次不同的史家的歷史寫作，而得以再被敘述，以及得以再被建構一新的文本脈絡。納維克《高貴的夢想》一書，也正是實踐這一新的歷史寫作形式。納維克正是藉由「客觀性」主題，再度重新詮釋與整合過往史家的各種論點，同時也建構了一對於「客觀性」議題的當代詮釋。而或許可斷言，納維克的歷史主義取向，¹² 使納維克深刻地瞭解到史家的歷史性，以致他在《高貴的夢想》一書，採取的是一種回顧性的 (retrospective) 歷史寫作。

四

《高貴的夢》一書出版後，史學界如海斯凱、恪米 (Kenneth Cmiel) 、克洛本柏三人，就分別撰文評論。¹³ 此外，一九九０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美國歷史學會年會的一場由羅斯 (Dorothy Ross) 組成的一討論會，亦是針對納維克《高貴的夢》一書而舉辦的，這場會議的發表者，分別有海克斯特、高登 (Lindon Gordon) 、荷林葛、梅驥，納維克則就上述四位史家的提問作答辯，羅斯作總結。會中史家所發表的文章，刊於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九十六卷的《美國歷史期刊》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¹⁴

本書是以歷史知識「客觀性」的失效和歷史學術社群的社會分化，說明後現代情境的歷史詮釋片斷化（多元化）。其意旨是就「以色列國土上沒有國王」的現象，使史家重新回顧歷史這門知識的發展，思考著追求「客觀性」的可能。曾經，「客觀性」是區別歷史真實與虛構 (fiction) 的差別、保證史家主體的中立、事實與價值的分別、以及一致地歷史解釋的基石，但在面臨「客觀性」的失效情況下，上述史家仍有想重塑「客觀性」，以期維護「客觀性」的原有功能，如高登、克洛本柏強調証據 (evidence) 以求分別歷史與虛構的差別，而海斯凱則與荷林葛強調史家主體的批判超然立場，或有的仍期望透過「客觀性」以保持歷史解釋的整體性以及事件因果性的可能。然而，納維克則放棄對於「客觀性」的堅持，以求獲得更多豐富的可能性。梅驥則與納維克站在同一陣線上。不過，納維克似乎與海克斯特一樣，不對「客觀性」作哲學性的批判，¹⁵ 說明其無意再糾葛於「客觀性」的哲學思辯。

本書不僅敘述了「客觀性」是如何被組織、型式化以及如何被攻擊與捍衛，也敘述了「客觀性」是以何種方式助長歷史學專業的建立與發展。「客觀性」與歷史學專業化的共生關係，卻也因為「客觀性」的備受質疑，而產生互除的現象。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史家要不棄「客觀性」而保護歷史學專業社群的存在，要不則試圖挽救、重建「客觀性」，就在這兩者間猶疑不定，終至不可定奪，也無能解決原有問題。納維克《高貴的夢》一書並不做此嘗試。納維克是否放棄歷史知識的「客觀性」本質，筆者以為，納維克於本書採取回顧式的敘述，已然說明，史家到此刻，該是重看過去，停止關於未來的建構，拒絕建立一「過去–現在–未來」的歷史知識。

放棄「客觀性」本質，則歷史知識究竟該成什麼，或許非能於本書中獲致滿意的答案，但本書在作為思考歷史知識的文本之一，仍提供了一當代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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