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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介紹與評論的著作，是由布萊薩 (Ernst A. Breisach) 所撰述的《美國進步史：現代化的一個嘗試》（ American Progressive History ： An Experiment In Modernization, 以下簡稱《美國進步史》）。布萊薩以其對於歐洲史學背景的瞭解，將美國進步史學所面臨的現實文化壓力對等於當時歐洲，有別於過去探討美國進步史學的文章，總是將進步史學獨立放在歐洲史學脈絡之外。
《美國進步史》一書主要由十八個章節所構成，分別列入四個主題加以論述。其一連貫的主旨目的乃在呈現美國進步史學在歷史理論方面做了一個重要嘗試；同時，藉由論述每一個參與建立進步史學的主要學者─魯濱遜 (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 、畢爾德 (Charles Beard, 1874-1948) 、貝克 (Carl L. Becker, 1873-1945) ─的興趣與傾向，說明進步史學僅管是很鬆散的學派，但是對於其所解釋的主題，仍有其一貫脈絡網──即對於「進步」的信心。
《美國進步史》的主要四個主題，分別為「走向進步史， 1890-1904 」、「進步史的建立， 1904-1917 」、「成就與穩定的年代， 1920-1929 」、「相對主義者的嘗試及其再評估， 1929-1948 」。第一部份，陳述進入現代性 (modernity) 的美國社會，面臨著社會問題與對美國過去與現在及未來歷史的懷疑，以此說明美國史家探索新史學的背景。作者意圖透過進步史學與美國現實社會所進行的對話方式，說明進步史的產生乃是為解決源自美國社會內部的問題。第二部份，闡述進步史的孕育情形，說明進步史學意圖將充滿現代精神的熱情注入美國史學史中；但是，對於現代性本身所產生的確定 (certainty) 意義又保持著肯定與懷疑兩種態度。第三部份，一方面呈現進步史學可謂形成成熟的學派，卻也呈現其內在的矛盾。第四部份，首先是進步史學的理論基礎在 1930 年代面臨大的轉變──相對主義；爾後，當畢爾德和貝克於 1930-1940 年代面對意識型態上的爭鬥時，為求理論上能更深層的捍衛自由民主而積極的為史學尋求新的穩定的 (stable) 基礎，進而同時也能對於連續性觀點 (a sense of continuity) 的永久需求有更肯定的回應。1
布萊薩在導論即開宗明義向讀者揭示其著作的旨趣：「我要論証的是，進步史的發展關係著美國史學本身試圖大膽且有系統的現代化。」2 作者透過描述進步史家對於「新史學」 (New History) 的探索，以解釋進步史學建構的開始與過程。而當進步史家在嘗試現代化美國史學時，也意圖現代化美國認知歷史的觀點與修定對自身歷史的瞭解。本文將就布萊薩如何解釋美國所面臨的現代性問題，以導引出布萊薩對進步史學的認知，藉此簡介《美國進步史：現代化的一個嘗試》一書。
「現代」一詞，指涉一新的時間概念，與舊的、古老的相對立；而當我們將之作為一個時代劃分的方式時，它指涉新的時代，與先前時代是相對比的。做為一個「現代化的嘗試」的進步史學，即是在此定義之下，形成一特別的美國史學時期。
首先，布萊薩在《美國進步史》第一章詳述美國現代化社會的發展，以工業化的命題證明美國進入現代化社會，並將 1893 年在芝加哥展出的「鉛的世界博覽會」，作為象徵美國走向工業化的成就。因此，建立在以辛勤勞動為象徵的「過去」農業傳統，受到芝加哥博覽會所標示的工業化衝擊，在兩相對比之下，形成一種「過去」與「現在」斷裂的歷史個體，所以這也是後來民粹黨為何會要求傳統舊秩序建立的歷史訴求。顯然這之間代表美國克服 (overcome) 過去的表現，具有進步的意義，但是斷裂本身卻標示美國走向現代化的危機之一，因為斷裂中沒有連續的史觀以解釋美國歷史如何從過去過渡到現在，即使是科學史學也無法提供解釋。布萊薩認為，進步史家所要解決的問題，即是如何解釋過去與現在的關係。
再者，美國的未來指標似乎也呈現疲疺，布萊薩以為，當美國如西歐國家一樣走向現代化社會時，也同時踏入相屬的世界舞臺，美國再也不具備做為一個有獨特 (exceptionality) 歷史發展的國家。曾經，美國拒絕舊社會（西歐）的所有社會經濟衝突，從過去中自我解放，意圖來到美國尋求新世界的發展，自視在上帝眷顧之下（清教徒的神聖使命），努力為未來的使命（建立一個基於民主自由理想的共和政府）而努力，這種信念使新世界的人對於任何變動一直有一定的信心，然而工業化所代表的進步意義，卻使美國人感到美國歷史的使命是否已達到終點（歷史的終結）？未來呈現不確定甚且無方向！進步史學重新解釋美國史及賦予美國一個新的未來指標，就是在此歷史感受之下。
此外，象徵進步的工業化、科技化與城市化，其負面呈現的卻是普遍的貧窮化、階級衝突、農業的損耗與移民潮帶來的不確定，十九世紀末的移民對於美國未來所抱有的深切使命感再也不如過去十七、八世紀的移民者。而一群集中居住於城市沒有創造力的新興商業階級，並且取代過去傳統領導者，使人認為美國自身創造力已然衰竭，面臨此情境，科學史學卻無法提供任何解釋。布萊薩以為，進步史學的產生乃是要回應此問題，以至進步史家總是隱含「改革」 (reform) 的社會關懷，並且訴求一個新的史學 (New History) （當時西歐國家都在尋求「新史學」以解決自身國家問題），要求一個包含文化、社會及可以整體概括解釋一切現象綜合的史學。
工業化、科技化、城市化標示著科學結合的成果，科學史學 (scientific history) 因應此科學文化所產生的探索史學基本方法─即史料的考証分析等─也要求必須符合科學規範 (discipline) ，進步史學仍維持此研究 (research) 方法。基本上，科學史學與傳統美國歷史觀能夠相契合，在於美國的民主政治是科學思想的產物，而戰勝文學性質的歷史也是科學史學進步的表現。然而，科學史學的知識卻無法解決現代化的政治社會問題，以及為現代化的美國提供一個持續發展的史觀與未來的指標。
布萊薩視美國進步史學的產生乃是意圖解決美國現代化所衍生的社會問題，而當時（ 19th–20th 間）西歐社會也面臨同樣現實問題，因此，僅管布萊薩將進步史學的史觀發展脈絡，獨立於西歐之外（即意圖解釋美國進步史學不受歐洲史學影響）；但是，進步史家探究 (inquiry) 「新史學」的社會背景是與西歐一致的（事實上，布萊薩提示的主要國家是法國與德國）。
布萊薩認為，不被列為進步史家的特納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 ，其對進步史學貢獻，是使美國史學史由科學史學過渡到進步史學。特納保留科學史所要求的方法，以進行對美國歷史重新詮釋，僅管特納史學的理論性不強，但是，重要的是在於特納提出，要求一個能包含所有一切的史學：如強調歷史的有用性，以群眾史取代過去的事件史，尋求塑造歷史的偉大力量，加重生活中的經濟面向，強調無止盡且普遍的變動，認知世界史以做為指標。3
特納所建構的地理環境主義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ism) 是類似於達爾文的進化論。藉由地理空間 (space) 的無時間性以說明其對人類生活的持續影響。空間是一個非常具體的存在實體，美國自己的民主淵源在此情形下被塑造，將是一種無止盡的權利，因此有關美國的「歷史持續性」問題被解決，特納對提供予新史學的乃是連續性 (continuity) 的史觀。
同時，這個「空間」（即邊疆）也僅有美國獨有。因此，美國創造其特別的民主與群眾，維持其歷史的獨特性 (exceptionality) 。在這個持續緩慢的變動所造就的是永久 (permanency) 的來源：民主。美國的邊疆空間提供一個欲脫離歐洲專制統治的地點，隨著不斷的空間移動，美國也從狩獵與農業的經濟進化至工業，如此突顯早期西部群眾的貢獻，也相對脫離科學史一昧強調的政治史與政治人物的貢獻。再者，特納也嘗試建立因果關係：美國空間與美國民主的形成。
然而，邊疆的開拓總有止盡，因此其突顯的問題似乎又是：那接下來的美國未來，難道因此而停頓發展？雖然在特納的邊疆論中顯現美國的發展是走向愈來愈美好的社會，並且特納也為美國民主建立一個發自本土的民主發展，一個完全不必訴諸歐洲淵源的民主，使進步史學能更有利的談論「現在」與「未來」。但是，其邊疆論未能適用普遍美國各地，也未能在訴諸美國的獨特性時，建立更有效且強烈支柱。因此這也是進步史學必須完成的工作。
現代主義的歷史觀念在於克服、超越所有舊有的、古老的事物。依筆者之意，布萊薩認為進步史學意圖賦予美國歷史新的解釋，是建立在進步 (progressive) 理念的架構上，「現在」克服、超越了「過去」，代表進步的意義。進步史家意圖以「進步理念」涵蓋社會整體的全面解釋，再佐以其它政治、社會、經濟等社會學理論，以圖保留歷史解釋的科學性。
那麼「進步」的定義是建立在什麼解釋上？布萊薩認為進步史家賦予史學史新的功用性 (utility) 是：史學史本身必須具備現代心智與未來的取向，並且拒絕保留使過去因子持續運行的舊習慣。如此，史家可以不必汲汲於想捉住過去歷史的完全真實情境以符合現在 (present) 的結構；重要的是，必須理解到「現在」的主導性，當一個新的時代來臨時，超越「過去」是必要的；進步史家的理想，其實是合理化了工業化與資本化的必要性與成就。而史家的責任是「適時」的幫助形塑適切的未來，這可說明為何進步史家喜歡研讀近代史，因為時間愈接近近代，進步的因子分佈的愈多。「過去」成為進入「現在」的必要與自願犧牲者，當過去轉向並且基於未來而開發時代時，新時代即來臨。這也標示進步史時代 (age) 的來臨。
「過去」與「現在」兩個歷史個體的斷裂成為必然，早期的進步史學基於認同工業化的美國社會，因而必須合理化「現在」的必要性。但是，在「進步」的前題預設 (proposition) 之下，「現在」也會成為「過去」。歷史不再有終結的時候，因為「進步」是指向「未來」。一切焦點是為了使歷史從過去的束縛中解放。因此，史家的責任是在發現阻礙未來進步的過去因子。布萊薩認為，進步史學說服自己，一切衝突 (conflict) 是因為「現在」進步因子（ good, 「善」的）仍存有不好的「過去」因子（ evil, 「惡」的），故史家的責任是找出何者是「惡」，以利「現在」的進步。而解決一切問題的手段，則以透過「政治」方式為最重要。因此，進步史家對政治史極為重視。
「進步」本身的信念是經驗式的 (empirical) ，進步的模式源自事實 (facts) 的建立而形成，亦即由事實中尋求攸關進步的解釋，如此，進步史家在事實與解釋 (interpretation) 中建立天衣無縫的聯結。進步史學並未放棄基礎研究，如史料的必要性與科學性，但是，僅只探求史料或直至史料齊備才研究，是無助於解決當代美國社會問題。因此可以如此說，進步史家所突破的即是建立在有史料事實基礎上的進步觀點，並且將所建立的完全事實 (body of facts) 用以揭示代表進步的歷史力量與歷史構造。
這種「進步」理念取材自達爾文的進化論 (evolution) ，同樣是從對自然現象的研究所獲得的科學論證，因而將其應用於人類世界也同樣具備科學性。而進步史家將「進步」及向前 (upward) 發展的概念等同於進化意義，卻忽略了達爾文主義中所強調的適者生存、為生存爭鬥、及一個很純粹的環境等概念。不過，進化論的確為「進步」理念賦予神聖的科學性，並且保証了社會是從簡單到複雜的過程，因應現代化複雜的社會，進步史學在此尋找到一個提供說明整體社會概念的史學觀，而這是科學史學無法為美國歷史提供的保証。
「人類的歷史乃是人類在社會中的歷史，因此社會史應該極盡廣度」4 ，此句話適足以說明「新史學」對歷史範疇的認知。面臨工業化社會，史家須汲盡靈感以探索及解決社會「整體」問題。於是，進步史學將歷史置於更寬廣的範疇中以探索人類生活，試圖藉用社會科學理論或尋求定則 (law) 以解決社會問題。不過，依布萊薩之意，魯濱遜、畢爾德與貝克等人卻未曾自社會科學理論汲取定則，因為進步史家本身即有一個普遍性的偉大的定則—「進步」。至於桃樂絲‧蘿斯 (Dorothy Ross) 在其著作《美國社會科學起源》中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5 更強調進步史學與社會科學關係密切。
魯濱遜的《新史學》 (New History) 一書，即是標明進步史家期望透過其它社會理論方法以解決現實問題。所以，一直為科學史所注重的政治史在新史學的議題中仍佔中樞；而國家 (nation) 也是其中心議題，主要是因為，這關係著勸說美國公民改革共和政治以解決社會問題。但是，畢爾德等人的確深覺過去的政治史是太狹隘，僅是事件的表面敘述，記載國王皇后等名稱，無法提供歷史真實的內涵，甚且導引出能提供解決現實問題的「過去」。因此，畢爾德從經濟方面詮釋美國憲法的制定過程。布萊薩認為，這主要是因為進步史家對於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沒有充份的理解。筆者以為，進步史家希冀透過政治層面以改革社會的用心，顯見其對民主政治的信心，例如畢爾德抱怨美國民主的不完整性，因而提出雙元革命論，藉由「美國憲法的經濟解釋論」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此書，公開批評美國憲法不民主，提供人們意圖藉由改革政治以改善社會問題的合法性。而此書也同樣藉用馬克思 (Karl Marx) 的政治經濟學理論。
受工業社會的影響，魯濱遜在其書《新史學》中，以工業化生活的結構為衡量標準：亦即注重群眾史，因為工業化使得群眾受苦卻也使大眾獲得某程度的解放，所以群眾從過往的歷史背景中走出來；雖說如此，新史學並未減低長久以來科學史一直重視的獨特個人 (individual) 的歷史角色，進步史家仍然認為其才是決定歷史的代理者 (agent) 。只是，新史學所選擇的個人乃是具有理性 (rational) 、積極扮演進步使者的獨特英雄（一種現代化的史觀），至於群眾的歷史角色，最重要的是使其瞭解歷史中引導進步的動力，這也說明為何新史學成員非常注重教育。
新史學成員如魯濱遜、畢爾德及貝克等人對於所謂獨特的個人有不同見解，如畢爾德較在乎對歷史科學方面的進步有貢獻者，如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牛頓 (Isaac Newton, 1642-1727) 等科學家，亦即對現代化有貢獻者，將個人視為社會改革的重要角色。魯濱遜較注重對於能形塑未來歷史的智識世界的過程有貢獻者。群眾基本上仍然只是停留在偉大參與者背後的點綴角色。
新史學成員強調且肯定獨特個人對於歷史進步有貢獻者，然而又想在政治事件構造底下尋求一個固定的歷史力量及真實（ real ，即指「進步」的史觀），這之間是有衝突的即到底那一種才是真正促進歷史持續進步的主因？而且欲圖尋求與促進「進步」有關的個人或歷史力量，此自我設限的「進步」想法，卻又如實證史觀一樣，事前有一約定成俗的歷史觀，但絕不是先驗的或形上學的史觀；不過，相信「進步」是歷史發展的主要趨勢，這是間接有助於肯定工業化與都市化的現代成就，亦即是站在資本家立場，使美國人不須質疑當代的發展。況且，「進步」觀也透過歐洲工業化社會而證明了其普遍性。
布萊薩在《美國進步史》一書中，顯然對相對論史觀給予較正面的評價，認為貝克將「理念」 (idea) 追溯到過去傳統中，一反進步史學總是將視野 (perspective) 投向未來。「理念」因源於傳統而能獲得權威，現在與過去因為「理念」的「連續性」而獲得聯繫，不再是兩個斷裂的歷史個體，史家的責任轉變成為傳統的維繫者。對進步史學而言，進步理念是前題預設，是意圖可以涵蓋整體社會的現代歷史觀念；對相對論而言，「理念」是指特定的時代氛圍中的觀念與價值。
對「進步」信念的信仰與樂觀是建立在進步史家對美國工業化的信心。社會現實 (reality) 是「進步」信念的保證，一旦現實經驗失去與進步有任何的直接連想時，「進步」信念就成為一種想像 (imagination) 。
兩次大戰呈現人類非理性行為，甚且有「西方的沒落」 (The Decline of West) 論調，顯現人類對現實的失望及悲觀。筆者認為，相對論 (relativism) 史觀在大戰後出現，實是前題預設的進步理念與客觀現實無法互印照所產生。這揭穿了原來史家是透過自我主觀的 (self-subjection) 意念編排「過去」；也說明進步史學自以為有了「進步」的保證，「過去」便會如同鏡子般呈現真實的客觀 (objection) 事實是不可能的。故進步史學並未成功的建立現代性史學的理論，亦即進步史學並未獲得一個勝利的結局；進步史學意圖開拓的新史學，也未能成功的為美國對歷史的瞭解創造一個現代觀點與現代史學的模式。因此，進步史學未能使美國史學現代化，因其未能建立一個能呼應現代社會整體的現代史學理論，也因為其進步理念失去歷史實體的支撐，而使其藉用的社會學理論轉而沒有整體概括的力量。
進步史學的失敗也在於其知識論上無法突破主觀與客觀的對立問題，只能尋求客觀事實的本質（ essence, 即「進步」）以保障過去事實重現的客觀性。相對論史觀雖然察覺主觀意識對於獲得客觀事實的主導力，卻仍然堅持知識論上主客觀的存在，而導至相對論的問題，另一方面，「進步」信仰也無法從現實上獲得保證，懷疑論調就此籠照貝克的史觀。不過，整體上而言，進步史學對「進步」的充份信心，使美國在大戰後，能避免如歐洲國家的懷疑主義與文化上悲觀論調。
（文化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 回目錄 | 前一篇 | 下一篇版權所有 © 2000-2012 歷史：理論與文化編輯群